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蔡惠明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最初依附于道术。当时黄老之学流行，佛教也被看作是学这成仙的方术。如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黄老学说和佛教学说等量齐观。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种纷现，而儒学却呈没落迹象。佛教高僧们通过大量翻译，又从依附于当时极盛的玄学中摆脱出来，使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主流。随着佛教的兴盛，它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儒学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由于语言、社会观念、哲学观点和政冶态度的差异，这种冲突的可以从范缜着「神灭论”和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灭佛得到印证。

　　面对这种挑战，根据佛教“随缘不变”的原则，佛教思想曾进行适应性的，使深受儒学影响的广大。这一工作是由汉僧通过着书立说来解释完成的。可以说，实现了中国化。如我国传统的哲学着重经验认识，轻理论思维，注意对生活本身的探讨，忽视思考彼岸问题。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是有代表性的言论。哲学只从“天地之始”、“之母”讲起，天地之前一片朦胧；庄子更为干脆，：二八合之外，存而不论。”所以对本体问题缺乏系统的论述，而在这方面，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佛教的“五蕴”教义认为，人生的本质是不、是苦；因为受诸物质和条件的制约，生灭无常，没有属于自身存在的独自性和性。“十二因缘”的教义，又的原理。虽然我国传统观念中也有“”的成份，但这是建立在“”观上的，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主体不是行为者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和子孙。佛教不同意这种说法，主张自作自受，个人行为，由个人承担俊果。特别是佛教中的小乘有为“”作了哲学的论证。有思想早期称“禅数学”，俊又叫“毗昙学”，它以“法体恒有”、“三世实有”为依据，认为任何个体，都有生灭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它的在特定条件下的，自身是不变的。也就是说，表达的是一般概念，所以概念也是实在的。这种观点，被许多士大夫所接受，形成了“形散神不灭论”的学说，与范缜的“神灭论”对峙，在一段时期中，成为古代哲学论争的中心。

　　隋唐佛教大兴，儒佛调和基本完成。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建立派，完成体系。如天台独造家风，标立方便，调和儒、道思想。父如华严学者李通玄，早年钻研“易”理，后潜心于“华严”，撰述“新华严经”，用“周易”思想解释“华严”。被奉为“华严五祖”的密大师也曾用“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贞，配佛身的“四德”——常、乐、我、净。禅和由于主张“顿悟”和“持名”而得到上至士大夫，下至贫民百姓的广泛。思想在与儒学调和过程中，对儒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末学就是以儒学为主体，大量吸收佛教（特别是禅）世界观与教实践之后建立的。

　　梦见包被偷

　　北宋禅师契嵩曾作“辅教篇”，强调儒学是冶世的。而是冶出世的。他着「孝论”十二章，系统地论证了和儒学中孝道的关系，强调佛教重孝，称“孝为戒先”。他又写“中庸解”五篇，赞扬儒学的中庸之道。他在“上仁”中谓哲学道理“皆造其端于儒，而广推效于佛”。由此可见，虽然发源于印度，传入中国换，经过历代高僧对某些类似或一致的思想、观点的赞同、推崇、吸取和融合，形成了中国，反过来又影响中国传统的哲学——儒学、玄学、等。

　　中国佛教派中真正延绵不绝的是在印度未曾成的禅和。禅在唐代以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思想对中国哲学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禅和之所以久远而广泛得到流传的原因是由于其教理和方法的简易，不同于其他派的繁琐与复杂。以六耝慧能为代表的南派禅认为：人人都具有佛性，而“佛性常”；人人都可“见性成佛”、“顿悟成佛”。如“坛经”说：“自性迷，佛即；自性悟，即是佛”。又说：“前念迷即佛，后念悟即佛。”“迷来经累观，悟则刹那间。”否定印度讲究阶梯层次，旷日持久的累劫。提倡“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则早在北魏时，昙鸾大师提出成佛有难行和易行二道，：《靠“自力”，没有“他力”扶持，要成佛是的。他根据“弥陀大经”和“小本弥陀经”的理论，“持名”，肯定依靠弥陀愿力护持往生。唐代道绰大师继承了昙鸾的思想，进一步把佛的教法分为圣和门，认为离圣久远，圣不是一般所能悟证，只有净i门简要易行。他提倡的为内因，以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在这以前，原有观想和实相。昙鸾的包括观想、实相与持名三种；经过道纬到善导，转到侧重持名一门。这样持名以其简易方便而流行中国古代穷乡僻村，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众。禅和的思想，成为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

　　中国还具有另一特色，就是统摄内部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纺一各地不同的学风。在隋以前，由于南北朝的对立，佛教也形成南北两派。北方偏重于坐禅、、布施、造像、建寺等；南方则侧重于研究玄理与清谈。表现为禅法在北方流行，义学则在南方较为发达。隋统一全国俊，佛教学风由于南北交流，互相融摄，渐趋一致。隋唐佛教南北学风由差异到一致的转变在于：强调定慧、解行一致。如天台、唯识、华严和禅都强调理论和并重。天合本是坐禅一派，俊经智顗大师确定止观修法：止就是定，观即为慧。唯识虽有较为繁琐的理论体系，但也建立了由浅入深，从粗到细的五重唯识观，作为独特的观法。唐代后期，密大师提出禅教一致，强调内心的意向应和佛的言教一致，消除禅、敌对立。宋代延寿大师曾召集当时天台、唯识、华严三代表“分居博览，互相疑贸”，然后以禅理为准，统一各家学说，编撰：尔镜录”一百卷，成为融摄各的权威性着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延寿大师以禅师身份提倡禅净，后来被奉为第七代祖。实际上末代以后，已成为“共”，成为当时思想发展的主流。

　　趟朴初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曾指出在一段时期里，曾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不研究，就无法研究中国哲学。同时应当赶紧研究，端整态度。他写道：

　　“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他不懂，写不下去了。再举个例子，周老（建人）曾特给我写了两封信，要我们赶紧研究佛教。俊来我去看他，他和我讲，他曾和我国一个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住在邻居，朝夕过从。这位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采取否定的态度，晚年开始系统地研究，并作大量的笔记，并说自已在补课。他曾对周老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就不能弄懂中国文化。”

　　周建人先生就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胞弟，着名的生物学家，他的“赶紧研究”的呼吁，是很有见地的。我们应该把研究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影响这一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以上所述，主要是论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手头又不多，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愿抛砖引玉，借此引起大家的议论，把研究推向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