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鉴于北极地缘空间呈现向全球扩散的趋势，对北极地缘的分析不仅需要涉及国家间关系的地区层次，更要考虑该地区与周边地区互动的地区间层次，以及大国关系对体系影响的全球层次。北极地缘的一个显著特征为其外部压力是内生的，区域内大国和美国在区域外互动的影响力非常强大，以至于产生外溢效应使得地区国际关系或安全机理从属于俄美结构性的矛盾和竞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美北极关系构成推动北极地缘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同时，北极区域治理机制的存在、合作性共识的建立以及地区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一定程度的性与排他性，使作为区域主导性关系的俄美北极关系已经不完全是俄美全球关系在北极的简单投射，而呈现出一定的隔离或滞后效应。以俄美北极关系为驱动的地缘核心层和不断增强作用的治理层之间的互动，构成北极地缘发展的基本构架。
关键词：地缘；俄美北极关系；北极地缘发展模型
冷战结束以来，北极地缘发生着深刻而显著的变化，从而带来不同行为体在不同历史时段的地缘实践与活动空间范围的变化。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冰融化改变了北极的地缘属性，北极从“类似铜墙铁壁的天然屏障”、“真空地幔”或“极地荒原”的地理边缘逐渐向地缘边缘地带演变，成为欧亚和环抱的“地中海”。面对复杂多变的北极地区地缘发展态势，本文尝试以新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制度与地区安全理论为切入点，探讨国际制度在北极地缘发展中的作用和后冷战时期北极地区安全的架构，继而通过分析以俄美北极关系主导并驱动的地缘核心层与不断增强作用的北极治理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与演绎北极地缘发展的框架和模型，并预期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新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北极国际制度与地区安全架构
１．１国际制度在北极地缘发展中的有限作用
后冷战时期，北极地区建立的以资源和为主导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体现了新主义通过多边机制构建地区的和平稳定，但在制度设计层面，法律基础、约束力与执行力的缺失及其功能定位约束了制度在北极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在新现实主义的视域下，制度本质上是基于大国利己主义考虑下的分配的反映，是的附属品、的工具或内生于国家的产物。对新主义国际制度持态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ＪｏｈｎＪ．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认为，制度了国家间应该彼此合作与竞争的各种方法，以及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国家行为方式。这些规则由国家通过谈判而订立，时常被纳入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之中，但其自身并不是可以国家遵守其规则的国际组织。
现有的北极区域治理机制以北极理事会为代表，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松散的、带有论坛性质的治理机制，缺乏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手段，且治理领域主要集中在低层级，不具备处理有关安全事务的条件与能力，特别是北极地区安全领域长期存在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互信缺失难以通过机制性安排得以解决。究其原因，冷战期间俄美二元对抗的地缘遗产在北极尚未完全消除，使得现阶段的北极国际关系持续性地处于安全竞争之中，北极地区国家间有限度的合作被安全竞争的逻辑所挟制，且这一逻辑不能被任何现有的北极机制性合作所消除。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北极国际制度的建立及其功能设置与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后冷战时期俄美全球关系的驱动并投射到北极地区的产物。随着冷战结束，北极从两大阵营的军事对抗过渡到复合性安全交织的阶段。对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来说，北极不再构成其国防安全与外交政策的重点，北冰洋在美国全球战略的地位呈下降趋势。俄罗斯疲于应付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北约和欧盟东扩对东欧、中亚等俄传统范围的，很难在北极构成对美国的现实。因此，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北极地缘，可使美国避免在北极极端下投入高昂的军事开支。而对于俄罗斯，北极地区发展是其强国复兴梦的依托；获取北极资源与航道开发所需的市场、技术和资金，推动俄能源资源战略向北向东转移，同样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地缘作为支撑。因而对于俄美两个北极大国而言，结束对抗、停止围绕北极的军备竞赛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开展功能性和领域性的北极区域合作是双方达成阶段性共识的。同时，北极现有制度在处理北极安全事务上的功能缺失同样也符合俄美两国的基本意愿。美国从一开始就主张把安全议题排除在北极理事会议题之外，并对理事会扩大议题持谨慎态度；而气候变暖下的北冰洋成为俄罗斯新的战略发展空间与扩张方向，发展俄北方舰队的地缘战略优势，不受任何安全机制或军控协议制约，也是其北极地缘的底线。
俄美两国在北极制度创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反映出，在地区国家间关系上，关于制度是否应该建立、发挥何种作用、设置哪些议题，大国无疑具有优先话语权，并拥有在制度中分配的支配度。
１．２“地区安全复合体”视域下的北极地区安全架构
从历史的视角，由于海权与陆权结构性矛盾的存在，作为海权国家的美国一直将俄罗斯看作一个本能地进行领土扩张的陆权国家，并对其进行与遏制。冷战期间，美国与前苏联进行全球性的战略竞赛，北极地区成为双方进行相互战略打击与防御的地域空间，地区安全被超级大国的全球竞争所覆盖。所谓覆盖，即大国利益超越纯粹的渗透，达到了主导一个地区的程度，以至于地区的安全关系结构事实上已经停止作用。
后冷战时期，北极外部边界的基本确定使得其具备形成区域安全体系的必要条件。同时期兴起的地区主义视角引入地区安全复合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ｈｅｏｒｙ，简称ＲＳＣＴ）的概念与理论，其研究方法隶属新现实主义，重视地区视角的分析层级，认为地区层级具有更明显的性，是国家冲突与合作的根源。在地区安全视域下，若干国家共存于地区安全体系中，国家间地理愈是接近，国家对彼此的，尤其是对和军事的就愈发深切。衡量一个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结构有两个关键组成要素，即实力在主要国家间的分配状况和敌对／友好关系的模式。一个安全复合体内的实力对比决定了结盟的可能性，敌对／友好状态形塑了地区内部关系的总特征。
由于冷战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分歧、北约与华约体系间的对立，北极地区国家间的友好或敌对关系也较为明晰。特定的友好／敌对关系主导着国家对彼此相互依存的认知，从而塑造其外交政策和军事行为，比如北欧国家最大的来源于俄罗斯，因与其力量对比悬殊而寄希望于美国的或北约组织的集体防御来实现安全。对于国家而言，与其邻国的安全互动往往最具优先性，这在北极地区不仅仅体现在地缘毗邻性使得北欧国家最关注与俄罗斯的安全互动，还表现在气候变暖使得北冰洋成为俄罗斯与环抱的“地中海”。这一变化使得俄罗斯与的地缘关系变得对称起来，两者通过北冰洋中心点的海上直线距离仅为２０００千米，导致大国聚集效应。
北极地缘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外部压力为内生的，区域内大国在区域外互动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并催生“外溢效应”，使得北极地区地缘架构或安全机理从属于俄美结构性矛盾与竞争关系。所以对北极地缘的分析不仅仅需要涉及代表国内事务的国内层次和代表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地区层次，更要考虑代表该地区与周边地区互动关系的地区间层次，以及大国关系对体系影响的全球层次。要理解每个层次影响地区关系的不同机理，进而评估各个层次之间的互动模式。
二、俄美北极关系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视角
本文的基本预设即俄美北极关系构成推动北极地缘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回顾北极地缘发展的历史，无不以俄美北极关系的重大变化为转折。
１７４１年，探险家白令首次发现阿拉斯加，并很快将其并入沙俄的控制之下，成为俄属殖民地。位于西北端的阿拉斯加，地处偏远，人烟稀少，自然恶劣，多年来并未给带来任何贡献，反而平添驻军成本。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国和法国联军牵制。与此同时，英国在殖民地（尤其是英属哥伦比亚）的发展，令担心最终会战败而失去易守难攻的阿拉斯加。１８６７年，以图制衡英国，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进而使美国成正意义上的北极国家和北冰洋沿岸国，为其海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
１９１７年十月胜利后不久，苏联爆发内战，美国联合部分欧洲国家，在北极地区白海沿岸登陆，支援盘踞在北方的白军，苏联红色。欧美联军经由北极方向的直接军事，使意识到在大国爆发冲突的情况下，一向被视为安全屏障的北冰洋却最有可能成为国家防御的薄弱环节。北方舰队发展成为苏联及日后俄罗斯规模和实力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就是基于上述逻辑考虑。
“二战”期间，苏美共同抗击德日轴心国，西线战场盟军利用北方海航道向苏联运输大量的战争物资；东线战场上，由于日本中国抵抗的泥潭，以及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美军的反击，使得俄罗斯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远离两线战区的俄北极地区所发挥的物资保障的战略纵深作用凸显，这对于苏联战后重建也是至关重要的。
冷战对峙格局形成后，北极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与苏联进行战略对抗的前沿阵地，北冰洋的坚冰提供了天然的隐蔽和场所。美苏双方大力发展将对方置于核武器威慑与范围内的远程战略轰炸与弹道导弹等战略核打击能力，相互间的核威慑维系着北极军事力量对比的均势。北极地区部署的陆基导弹射场之多使其成为当时全球战略核武器部署最为密集的区域。在此情况下，两事布控更多体现的是对对方南部核心区的战略威慑，北极作为国防纵深或战略缓冲区，存在着变为冲突前沿的可能。
１８６７年到冷战结束前的俄美北极关系，是俄美全球关系在北极地区规律性的投射。这两个分别以陆权和海权的方式迅速扩张的国家，经历了合作—对抗—合作—对抗的轮替，俄美北极关系作为地区层面关系反映了两国全球层面的合作或冲突关系。
冷战后期，苏联国力衰落难以维持高昂的军费开支，苏联意识到要结束与美国的对峙、改善北方经济发展状况，必须首先放出和缓信号。１９８７年，前苏共中央总戈尔巴乔夫（ＭｉｋｈａｉｌＧｏｒｂａｃｈｅｖ）发表“摩尔曼斯克讲话”，提出构建北极和平合作的六点，旨在将冷战以来高度军事化的北极转变成为一个低争端的和平地区。在其六点中，有两点涉及北极地区安全构建：其一是在欧洲北部建立无核区，苏联单方面部分拆除其位于科拉半岛、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等军事的核军备；其二是北约与华约达成共识，在北冰洋及其近海海域（包括波罗的海、北海、挪威海、格陵兰海）的军事活动，建立互信措施。其他还包括：北极资源开发合作、科学研究合作、区域联合行动和向国际航运北方海航道。该涵盖了战略安全、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等合作领域，基本奠定了未来北极合作的主要方向。作为回应，美国与苏联（俄罗斯）的科学研究合作和地方交流。围绕楚科奇海和白令海的海洋划界谈判则切实推动苏（俄）美北极关系步入合作的新时期。两国于１９９０年６月１日在签署了划界协议。该协议随后于１９９１年９月获得美国批准，但至今仍未获前苏联最高苏维埃或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尽管如此，俄罗斯在北方海航道航行相关的主要法律中，特别是２０１２年家杜马批准的《北方海航道水域商船航行规则修正案》及２０１３年正式生效的《北方海航道水域航行规则》，在界定北方海航道东部海域范围时均明确提到“东起与美国的海上划界线……”等字样，这一表述可理解为俄罗斯对现有的划界案的默认态度。
后冷战时期，俄美关系的缓和投射到北极，表现在俄美北极关系步入合作阶段。这一新阶段的发展背景较之以往有明显的不同：一方面，美俄相对实力和国际地位发生显著变化，从冷战期间的势均力敌到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后的俄美北极关系是第一次在既没有共同敌人，区域外也不构成扩张性竞争关系下发展的；另一方面，北极区域治理和地区合作的深化使得两国北极关系不再完全是两国全球层面关系的被动投射，而是迈向达成实质性的共识，即营造一个和平、稳定、合作的北极区域对于双方都是双赢的结果，而重启北冰洋战略竞争则是两国不能承受之重。尤其是对俄罗斯而言，摩尔曼斯克中所提出的北极无核化、去军事化的内容反映了力量对比处于弱势地位的俄罗斯对来自美国北冰洋方向的战略威慑的担忧，从而北极区域合作，降低对手战略布控的意图和需求，有助于消除来自北冰洋方向的战略压力。国力对比差异的变化还体现在俄美北极关系中，美国之于俄罗斯的重要性要甚于俄罗斯之于美国，特别在涉及资源开发、技术、融资、市场等实质性经济合作领域。这种差异性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俄美北极关系的发展产生持续性影响。
三、外部地缘事件的外溢效应与北极地缘发展模型
北极作为全球地缘的新增长点，尽管对全球地缘产生的影响有限，但区域内大国达成的阶段性共识会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全球地缘格局也会对北极产生相应作用。２０１４年乌克兰事件的本质是美国连同盟国试图通过北约东扩，地缘上挤压和蚕食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俄则力避美国在其传统地缘利益区的渗透，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在独联体国家中的影响力。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与升级，该外部事件经历了从起初对北极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到俄罗斯与美欧的紧张局势开始向北极外溢。该溢出效应首先体现在经济、能源、海空搜救等低领域。美国取消了美俄北极海军联合军演和潜艇搜救合作；美国与欧盟最新一轮对俄制裁清单中涵盖深海钻井、北极石油勘探、页岩油提取的技术和设备，以及涉及油气行业的金融融资。在俄美紧张局势外溢的影响下，北极地区安全亦受到波及，除冰岛之外的北冰洋沿岸国均有扩充其北极军事实力的计划。北欧国家则重新审思北极安全防务问题。冰岛总统公开表达担心俄在克里米亚的强硬政策会外溢到北极地区；挪威则呼吁北约介入北极安全事务并在高北地区建立军事存在，形成对俄罗斯的战略制衡；作为中立国的和也考虑加入北约，寻求集体安全。
虽然北极国家间合作或冲突关系一定程度上是俄美全球层面的双边关系在北极投射的反映，但冷战结束以来，北极合作性机制的建立，相当于在北极与其以外地区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其作用一方面在于缓释俄美在全球层面的冲突对北极合作机制的消极影响和波及效应，使双方更多以地区身份参与到北极理事会的合作中。北极治理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建立了制度集成，并形成了相应的北极安全话语体系与合作性共识，即北极和平与稳定将会给北极国家带来更多回报。这也使得外部事件对北极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或影响局限于低层级。即便是涉及经济与资源开发领域，美国及其他北极国家在对俄制裁时也将充分考虑己方损失，如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英国ＢＰ石油公司等国际能源巨头因搁置在俄北极陆架油气勘探项目可能带来的损失。“防火墙”的另一方面作用是使外部军事力量，尤其是北约组织介入北极事务时能够表现出谨慎与克制。对于美国无意在北极增加军费开支或投入巨大精力，北约作为代理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介入北极地区安全事务。但这无疑将重启冷战时期东阵营间的猜忌和对抗，而北约扩张性地接纳与也将会打破现有的地区平衡，俄罗斯做出反应。这些都是美国不愿冒的风险。在北约介入北极事务的问题上，不仅仅是俄罗斯，北约国同样表示反对，认为北极事务的决定权在于北极国家，即北极理事会国，涉北极问题应在北极理事会的平台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下解决，没理由将北约牵扯其中。
结合乌克兰危机，外部地缘事件对北极的外溢效应、俄美北极关系与北极区域性合作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北极战略价值的提升，持续性的外部地缘事件将对北极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区域治理机制的存在、合作性共识的建立，以及地区在互动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一定程度的性与排他性，使得作为北极区域主导性关系的俄美北极关系已经不完全是俄美关系在北极的简单投射，开始出一定的隔离或滞后效应。俄美之间内生性战略矛盾制约着俄美北极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但北极并非俄美开展竞争性战略运筹的核心区域。一个稳定和免于军事冲突的北极有助于俄罗斯北极资源开发和航道开拓及美国全球战略的实现，因此无论美国或是俄罗斯都极力避免正面军事冲突、保持适度克制。
综上所述，如果要构建北极地区地缘发展模型，可归纳为以地缘驱动的核心层和不断增强作用的治理层间的相互作用（见图１）。一方面，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北极理事会为代表的区域治理机制是由前苏联解体和俄美关系和缓所驱动的，伴随着后冷战时期强调多边协调、国际制度与合作机制的国际治理潮流的推动，区域治理逐渐成为处理北极事务、促进北极合作的主流途径。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由《北极战略》（ＡＥＰＳ）多边协议发展而形成的北极理事会，通过突出其作为北极治理管理者的地位和推动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从一个相对松散类似国际论坛性质的区域合作机制向区域性国际组织迈进。然而，现有的北极治理机制不具备处理安全事务的条件、能力和功能，冷战期间俄美二元对抗的地缘遗产在北极得以保留。北极地区安全领域长期存在的美国与俄罗斯的矛盾和互信缺乏难以通过机制性安排得以解决，同时北极国家间双边矛盾与冲突复杂，诸如北极国家间主权与海洋划界争议、外架管辖权归属的争议，以及俄罗斯和在北极航道的法律地位与其他国家存在的分歧等。这也反映了当今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区域多边治理机制不能替代双边层面的北极关系，俄美北极关系依然维持着北极地区国际关系中深层次的主导性关系。
另一方面，发展模型中的治理层充当着北极地缘核心层与外部地缘影响的缓冲器或防火墙的作用。北极国家达成的如海岸警卫队协同搜救、油污泄露处置、突发事件应急反应等民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协议，北极区域治理发展进程中建立的领域性的制度集成，以及不断深化的北极次区域合作，特别是俄罗斯参与的巴伦支—欧洲北极理事会（ＢａｒｅｎｔｓＥｕｒｏ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简称ＢＥＡＣ）和北方区域战略（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稀释了俄美全球层面的冲突对俄美北极关系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也防范外部力量（如北约组织）过多地介入北极事务。
四、北极国际关系发展的未来
从历史的视角，全球过程特别是全球化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于北极的影响强于北极自身的变化。但是随着北极治理层的功能与作用不断发展与拓展，未来可能对地缘核心层产生反作用，甚至对全球过程产生影响。外部地缘事件与北极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北极自然、地缘与社会经济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使得北极成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既是的实体，亦是有机的组成部分。
现阶段的北极区域治理制度因缺乏法律约束力或强制力使其备受质疑。现有的治理安排都是针对具体领域与具体问题，缺乏全面统一、高度整合的制度安排，影响治理绩效，而且治理领域也主要集中在环保、科研、原住益、应急反应等低层级。然而，北极理事会从一个松散的、带有论坛性质的区域治理机制，到逐渐适应北极新变化并做出反应，通过引入强制性手段预防北极活动可能带来的安全不确定性和风险。可以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仅是北极区域治理层的功能与作用向增强的趋势发展，并且随着北极与全球过程的相互作用关系愈发深化，北极区域制度将很难与全球化及域外地区参与相分离，并将呈现更强的包容性，如国际海事组织围绕北极地区海运活动制定的“极地水域运作船舶安全规则”，世界贸易组织围绕北极商业活动制定的相关国际制度，围绕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一系列全球性公约框架等，都将成为北极区域治理的重要载体。深化北极区域合作、增强北极经济发展韧性、促进北极地区稳定建设不仅仅被北极国家所认可，而且成为包括北极域外利益攸关方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对于北极地区稳定建设与合作的共识，未来是否能促进北极军控机制和信任与安全建立措施（ＣＳＢＭｓ）的达成以及北极安全范式的转变，是否能促成俄美两国在保持北极地缘平衡问题上达成的阶段性共识发展为长效性共识，继而能够完全抵消俄美在全球层面的冲突或外部地缘事件对北极的波及与外溢，就目前来看，尚是未知数。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1期；作者：邓贝西 张侠（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０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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