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赖永海（南京大学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 7月11日，任季二老，同日仙逝，举国同悲，学界痛惜。
任继愈先生是我的老师。1978年，国家实行新的学位制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有幸跻身任门，成为先生的众多之一。
在读3年，任继愈先生为我们开设了“佛教概论”、“选读”、“史料学”等多门课程。先生上课之认真、谨严，出乎意料。我们这些经过的人，听了不少“天马行空”般的课，刚开始听先生那样有板有眼的课，还有点不太习惯。先生讲课，不但有完整的讲义，而且有些课（如“选读”等），还预先把所读经典印发给我们，让我们预习。而“佛教概论”一课之系统、深入，更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如醍醐。大至思想之剖析，小至佛教名相之阐述，任先生可谓既细致入微，又深入浅出；既有哲学家的高屋建瓴，又有学问家的严谨和缜密。我后来佛教研究之，完全得益于先生的启蒙、。
俗话说：“带进门，在个人。”但是如何“带进门”的，事实上却千差万别。毛曾称赞任先生是“凤毛麟角”、“人才难得”，应该说主要是称赞其具有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先生指导研究生，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思和方法的训练。他经常对我们说：要进行中国哲学和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是理论的训练，二是资料的准备。
我是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佛性论》，全文近30万字。当时（1985年）还没用电脑写作，我的论文是用每页300字的稿纸写的，全篇近1000页。先生的眼睛本来就不太好，当我把这近1000页的文稿交给先生时，真有些忐忑不安。可当先生把审读后的论文还给我时，我真的是被“”和“震撼”了！
近1000页的稿纸上，几乎每页都留下了先生的印记，大至文句的修饰，小至标点符号的改正，可以想象，先生为我的这篇论文所付出的艰辛？！他对学生极为负责的态度和，确是我们今天指导研究生的楷模。
这几天我把先生生前给我的信件做了一番整理，发现仅手头留存下来的，就有62封之多。信中所谈，大至、研究方法，小至饮食起居、身体调养，几乎涉及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现谨录两通，以资佐证：
得来信，知道您的病情，这是长期营养跟不上，工作累，入不敷出，营运不良引起的。希望您加强营养；饮用药酒（辅助营运）。同仁堂出产的“国公酒”为明代秘方，清代宫廷采用，加以完善，可以试服一瓶（我的孩子任重服用有效）。如南京买不到，我可以在买了给您带去。（任继愈，1991．12．18）
江苏古籍出版社寄来《禅学研究》第一期。您的文章我首先看了遍，第17页有两处标点符号不大准确，一处印错了字，均在该刊第17页上。……最末一行，“洞山良價”，排字工人认为价是简体字，改为繁体，改错了。价（读ｊｉｅ）不是“價”的简体，校对没有校出来。（任继愈，1993．1．30）（编者注：洞山良价为中国晚唐佛教禅大师，此处任先生指不应写成“洞山良價”。）
先生待人，非常真诚实在，不喜欢表面文章。中国自古就有“文章”一说，先生也常常强调“人品即学问，学问即人品”。他长期奉行的“”原则（即“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和“不当挂名主编”），更是所难做到的。对于“不过生日”，我亲历其事。他80大寿前夕，我与几个同学商量如何为先生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出一个集子，以志纪念。没想到几次与先生语及此事，先生都断然。他半开玩笑地说，等90岁再说吧。到了临近90岁时，我们重提此事，他还是那种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
先生直到临终前，还惦记着《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的编撰工作。这是先生晚年主持的两个国家级的世纪工程，总字数达10亿有多，堪比历史上的《四库全书》。他在上世纪60年代组织了当时国内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一批学者所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并把他们引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大门；先生对于我国教学（特别是）研究和学科建设所做的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使得先生成为我国教学界“开山祖师”。
先生著作等身，从得到赞赏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到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乃至几部大型工具书，如《教词典》、《佛教大辞典》等，都是大部头、大手笔。
任先生走了，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季羡林先生也走了。一天之内，当今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国学大师相继辞世，这真有点让人不愿去相信它。
我认识季先生，缘于我的一本小书——《佛道诗禅》。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0年底我到开会，该书刚印出来。有一天我和该书的责任编辑到大学办事，编辑说他知道季老的家庭地址，就提议一起去看看季老，顺便送季老一本《佛道诗禅》。我说那太好啦。我俩就这样贸然登门造访了。当我们轻轻敲开先生的门时，先生不但没有责怪我们的冒失，而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两位不速之客。进门坐定后，我们向先生自报和说明来意：主要是来看看他，并送他一本最近刚出版的小书，请他指教。先生听后，说了一句令我十分吃惊的话，他指着放在桌上的一本已经看了大半、且书中夹着许多纸条的书说：“我正在读你写的《中国佛性论》。”老人家说：“你的书写得很不错，我正在，是刚从街上买来的。”听了季老这一番话，我一时真不知该说什么。季老何许人也？！我何许人也？！他正在读我的书，书中还夹了那么多纸条，而且书是街上买的。
我们同季老聊了一会儿，老人家又带我俩去参观他的书房，从书房出来后，我们请他老人家回屋去休息，他说要陪我们在校园里走走，而且走出了很远很远。
我第二次去见季老，是想向他老人家要一篇文章，为我主编的《禅学研究》撑门面。这个想法确实有点过于大胆，但人往往有“得寸进尺”的天性——当时我这么想，季老人这么好，说不定他老人家慈悲为怀，真的能遂了我们的心愿。结果怎么样呢？下面是季老特地为《禅学研究》撰写的《所谓中天音旨》一文的开头语：
月前，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赖永海教授来舍下，看到了一篇文章（指季老原来“应韩国东国大学吴亨根教授之邀，为当时校长李智冠教授祝寿”所写的《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问题》一文），产生了兴趣，撺掇我把文章交给他，在他们新创办的《禅学研究》上发表。我动了心，觉得应该对他们这一樁在荒漠上开辟绿洲的盛举呐喊两声，尽上绵薄，聊示随喜之微意。但是继而一想，又觉不妥，此文版权已交，一女两嫁，似有违碍。我之进退，实为狼狈。经我再三考虑，忽然灵机一动，豁然开朗，似有天助，此文虽已长达两万余言，实为一“未完成之杰作”。原来的写作计划中尚有“关于中天音旨”一章。……现在永海兄索稿，使我身处夹道之内，何不补成此章，了此宿愿，又不《禅学研究》之期望。（载于1994年出版的《禅学研究》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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