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与哲学兼融的狩野直喜

　　日本早期的《中国哲学史》写作由内田周平开其先河，松本文三郎和远藤隆吉确定了基本框架，而受到普遍好评的则是狩野直喜，无论从汉学角度还是从哲学角度看，他的书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狩野直喜（1868—1947），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科，既接受了严格的汉学训练，也学到了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后来还曾到留学。回国后，从1906年到1924年，他在京都大学主持中国哲学讲座。其《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京都大学期间的讲义，但迟至逝世后的1953年才面世。不同于松本文三郎“创作时代手掌纹路图解”、“训诂时代”、“扩张时代”或远藤隆吉“古代哲学”、“中古哲学”和“近世哲学”之类框架，狩野按时代的自然变迁，把中国哲学史分成“孔子以前”、“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和“清”五个时期，反映出他对按思想体系或按文明进步模式取舍材料的套保持。此书有两大看点，第一，专门设置了 《中国哲学史的材料——目录学》一章，可见他对资料审查评判的重视。第二，他特别推崇清代尤其是俞樾的学问，设立专门的章节详尽叙述清代的考据学。因此，狩野的学术被认为具有主义的特征，是一种“古典解释学”。这种学风既和日本强大的汉学传统相关，也是时代潮流变迁的反映。明治晚期，推崇怀疑，强调资料考证的学风首先在历史学界兴起，提倡者认为，无论运用何种理论，都不能曲解材料，而中国史的资料需要小心分析、谨慎判断的地方尤其多，某种程度上讲，清据学正好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结论。狩野显然也受到这一风潮的影响，不过他并不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例如，在其人其书的问题上，狩野直喜可能是学史上第一个对此问题做出系统研究的人，他评估现有各种结论后，最终认为，确有其人，《》其书的主要内容也是春秋晩期其人所写，但有后人修改增补的痕迹。例如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狩野考察了《史记》中《列传》、《孔子世家》和《高祖本纪》，认为用“县、乡、里”来描述出身地的人，书中只有三个，这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特殊。因此，狩野认为有其历史真实性。另外，有人说，如果和孔子是同时代人，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孔子后代已有十三世，而只有八世。所以的存在不真实。狩野认为这并不奇怪，孔子后代都不长寿，五十岁以前就死了，而且系谱不是父子相继，而是兄弟相继。因此，这属于正常现象。

　　狩野的研究收集了当时可利用的所有材料，分析所有观点，考虑问题的所有方面，然后做出冷静的、客观的分析，得出权威结论。即便有人不同意，但不能说他的观点是随意的。狩野的研究也不完全偏重训诂考证，他指出中国哲学的研究必须汉唐训诂学 （派）和宋明性理学（派）并举，可见他对两者的态度是公平客观的。

　　狩野直喜的名著还有 《魏晋学术考》等，可以说他的学术实际上是日本汉学与哲学两大融合的产物，他是将训诂校勘和科学分析结合得比较好的学者。其研究对日本后来的学术界影响很大，著名的《》研究家武内义雄就是他的学生。由于他在京都大学时间长、学生多、影响大，因此他成为以主义闻名的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人。今天京都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以文献学、解释学为主要特色，正是狩野直喜的流风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