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简历1842年3月，玛格丽特·富勒决定不再担任《日晷》的编辑，并写信将这一决定告知爱默生。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爱默生反复诘问自己：这份刊物是让它继续，还是？后来在给富勒的回信中爱默生说：“就让我们轮流吧。”他亲自担任主编，从幕后走到台前。
富勒的离职很大程度上是身体的原因。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心力交瘁”。她自幼体弱，父亲对她学业的苛责弄得她神经衰弱；担当编辑两年，耗费精力无数，报酬却分文未得，只能依靠“谈话”维持生活。这些都是她的难言之隐。另外，由于与爱默生等人的编辑不完全一致，眼看销量下滑，经营惨淡，她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辞职后不久，她接受格里利邀约，担任《纽约论坛报》编辑兼记者，继续宣传她的男女平权和社会思想，社会面，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被誉为“纽约的公共”。
早在1836年“赫奇的俱乐部”（即超验主义俱乐部）最初在哈佛（坎布里奇）之时，就提出了创办一份的构想：因为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即使最为的教刊物，对超验派的教思想也难以接受；而另一些内容浅显的妇女和感伤文学又不合他们的胃口。1839年，当销量最广的大众《季刊》主编布朗森向爱默生等人约稿时，为了不被，爱默生、里普利、富勒、奥尔科特等人决定创办“超验主义的”——《日晷》，其名称寓意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状态和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的编辑人选，一开始众人推举爱默生。但刚刚以《论自然》一书震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大作家正致力于《随笔集》的创作，分身乏术。他推荐富勒出任主编，并提名里普利担任商务经理。而他自己除了撰稿，也帮助富勒编辑审稿，并负责联系出版商，拉赞助，俨然今日社的社长。
1840年7月，《日晷》第一期面世。卷首是爱默生的“告读者书”：“在新英格兰，旧的教习俗和教育传统将人固化为石头”，一派死气沉沉，没有文学天才，也没有家，“让人看不到希望，让年轻人失去了梦想”。他主张一群思想上的反叛者，以崭新的文学样式来反映时代，通过严肃而审慎的文艺来提高文学的品位，以高雅的诗歌来克服庸常的生活，进而达到完满的。“的形式——任何形式，都可能意味着的死亡。”而他的思想变革，正是对社会习俗的反拨和对保守的抵抗。根据他的超验主义学说，欲社会，必先改善人自身。
尽管编者这是一本“文学、哲学与教”，但的文学性似乎稍稍逊色。远在英国的卡莱尔收到爱默生寄赠的第一卷后，对此提出了意见：一方面他声称这些来自美国的最年轻的声音，而微妙，令人振奋；另一方面又不无遗憾地指出，这类文章的思辨性、理论性太强，令人难以接受。爱默生诚恳地道歉，声称自己也不太满意，并希望随后的几期质量会有所改进。
与来自国外的温和相比，国内同行和读者的口吻要严厉得多，尤其是针对奥尔科特的散文诗《俄尔甫斯箴言》——玄之又玄，晦涩难解，其风格有如“十五节沉重的车厢拖拽着一名旅客”，单调而乏味。面对这些，爱默生显示出他执著而坚定的一面：他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奥尔科特是一位天才，其思想的卓越不凡之处尽管受其文字拖累，却不能被完全。他对“箴言”进行大幅删改，并且在后几期中继续刊发，完全不顾富勒等人的反对。
富勒和奥尔科特也是好友，曾在“神庙学校”共事。她对奥尔科特的精妙口才推崇不已，但对于他的过于雕琢华丽的写作风格却不太欣赏，她数次由爱默生寄送的修改稿，对完全脱离市场和读者的的前途深表担心。
同样受挫的还有爱默生的“”梭罗。这位刚从哈院毕业的年轻人雄心勃勃，立志要当一名作家。但他描写康科德地区自然景物的散文，却因为缺乏明确的主题而遭到富勒。在第一卷中，她只选用了梭罗的一首短诗《同情》和一篇随笔《佩尔西尔斯》。
困扰富勒和爱默生的最大问题是的匮乏。不得已，他只能选择刊发其家族的作品来填充版面，其中包括他已故的妻子爱伦和他的兄弟爱德华的诗篇，以及他的另一位兄弟查尔斯的《一名学者笔记的注释》。后来他的姑母玛丽以及查尔斯的未婚妻伊丽莎白·霍尔的一些文章和诗歌也陆续刊出。有评论家不无地将《日晷》称为“爱默生的家庭相册”，显然没能体会到这位主编的苦衷。
当然，这份被称为“年轻美国的无畏圣经”的文学在第一卷中也不负众望收入了一些好文章，如富勒关于保罗·里希特和奥尔斯顿哲学思想的评论，以及巴克和格兰奇的原创性作品。关于欧洲的文学，一般更多只是介绍性文章，至于深入的研究和评论，则是《日晷》的独特贡献。在这方面，作为编辑的爱默生和富勒意见高度一致。
三个月后，《日晷》第二卷出版。虽然撰稿人没有什么变化，但文字风格大有改进。一贯挑剔的卡莱尔对这一卷的喜欢程度明显超过第一卷。尤其是爱默生亲自撰写的关于文学的论文，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一篇”。在这篇名为《新诗艺》的论文中，爱默生“一种受到激发的心灵的即兴创作”：诗歌应当自心底自然流淌而非源自外部市场。对于艺术家而言，真诚胜过词藻，内容重于形式。真正的天才如浑金璞玉，形式上未必尽善尽美，但惟其质朴率真，才更具心灵的震撼力。
两年来，由于富勒的不懈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梭罗的风格趋于凝练深邃；霍桑的随笔可读性很强；帕克的教和论文篇幅较长，但气度恢弘，堪称的脊梁。与此同时，富勒还进一步拓宽了稿源，增加了话题的覆盖面。但市场的问题依然无决。
当爱默生继任编辑时，他将这一决定称为“小小的文学爱国主义”——纯粹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非名利的考虑。相对动辄数百人、报酬颇丰的巡回，的影响力太小，订户只有区区数百人。出版商小布朗公司也刚刚宣布破产。收缴的定金仅能支付纸张刷费用，编者以及作者都只能是“义务劳动”。这样一份没有市场的小众刊物想要，其程度可以想象。
爱默生决定迎难而上。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为此投入了三分之一甚至过半的文学精力，“只是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它停刊”。他的第一个举措是更换出版商。将发行交给富于才情而且乐于助人的皮博迪小姐。她在经营着当地最大的一家外文书店（二楼则是富勒举办“谈话”的场所），并拥有自己的印刷厂。
作为超验主义俱乐部的一员，皮博迪小姐在欣然领命的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对爱默生在排版、装帧及印刷方面的一些改进意见，她总是无条件地接受，不计成本与盈亏。比如说刊载诗歌，爱默生要求加大行距，留出空白，以便于阅读，但纸张的成本也由此增加。为了刊物的厚重典雅，他又要求更换普通印刷纸张，改用精装本。此外，出于对质量的严格要求，他还时常在开印前一天提出修改意见——临时撤换不仅浪费时间，也大幅增加了成本支出。对此皮博迪小姐无怨无悔：作为同道中人，他们本是为了同一个理想在奋斗。这也是当时超验主义者共同的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辑方针方面，爱默生和富勒的观点也不尽相同。除了文学，富勒对音乐、美术、建筑、雕塑等艺术样式饶有兴趣；爱默生则相反，他自称为“音盲”，对美术也一窍不通。罗马典雅的建筑在他眼里跟没什么两样。他重视的是自然与科学。前者在他看来是心灵的外化，与人类情感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对应；后者则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总结。此外，他更注重的信息交流功能：国外的某一种文艺理论，国内的某一种学术，甚至某人关于社会的，都能在上获得一席之地。他邀请梭罗担任助理编辑，两人合作推出旨在介绍世界上主要教学说的节选：《经典》，其内容包括佛教、印度教、波斯教及中国儒家的思想。这也反映出爱默生一贯的主张：古老的经典中往往蕴含着最新的思想。
按照爱默生的理解，新兴的美国文学并非欧洲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而是宽泛的文学，包括日记、书信、、回忆录甚至格言。《日晷》刊载的这些文章虽然题材各异，却都是作者思想和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爱默生认为，大凡与人的思想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内容都可以纳入文学的范畴。比如在他就任主编后的第二期上就发表了布里斯班关于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文章，梭罗的《自然史》，以及他本人关于农业的文章。甚至还有一篇敦促哈佛大学不应该再管学生住宿的事情，而应把重点放到教学上。这些文章就其内容本身而言可能较为精彩，但在廉价的伤感小说大行其道的年代，读者的感受如何似乎是编者未曾考虑之事。
爱默生相信，这些文章相对于想象性的文学创作（如小说）无疑更贴近生活，更能表现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因此在他的上几乎从未刊登过任何包含情节的故事，更不用说虚构性的小说。然而作为一份文学刊物，单凭高深的思想性和理论性显然难以吸引读者。
尽管爱默生交游广泛，但当初困扰富勒的来源问题依然令他头痛不已。他写信给远在外地的富勒；他敦促纽康和梭罗（并因后者的慵懒而感到愠怒）；劝说斯特吉斯姐妹写诗；约卡莱尔撰稿；并亲自撰文为年轻的诗人钱宁喝彩。此外，他还采纳帕克的：要是一份获得成功，编辑自己应该多写些东西——除了出版他的稿如《时代》《超验主义者》《年轻的美国人》，他还撰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家、家以及文化名人（如卡莱尔《今与昔》）的介绍和评论文章。根据约尔·迈尔森的统计，他对贡献的76篇中，53篇是在他就任编辑的后两年中所作。身兼编辑与撰稿人双重身份，他一直在苦苦支撑，并以个人的钱财资助续命。
然而爱默生的努力并未能的命运。作为一流的撰稿人，他在上发表的诗文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作为尽责的编辑，他删改天才诗人维里的诗作，挖掘出梭罗的潜质，并将奥尔科特从凌乱冗长的手稿中出来。但当超验主义学说的影响衰微、废奴运动和男女平权运动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当“乱涂乱画的女作家”荣登（并长期雄踞）畅销书榜首之时，这份以和培养高雅趣旨为己任的文学前景也就日益黯淡。到1844年4月，订户只剩下不足200名。终于宣告停刊。
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日晷》发表42位作者共350篇作品，由此它也成为超验主义运动保存完好的一部档案，因为若干作者迄今已湮没无闻。当然其中也不乏爱默生的《新诗艺》《自然史》以及富勒《伟大的诉讼》（即《19世纪妇女》）这样的名篇。这是《日晷》在美国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文学刊物，《日晷》的失败主要在于它脱离大众，只为少数文学文化精英服务。与此同时，这一场超验主义的文学盛宴虽然以失败告终，它却向人们展示出探索人类世界的一种可能性。它向表明，社会风尚并非一成不变，文学思想和观念也应该与时俱进。用爱默生在《日晷》“告读者书”中的话说，“保守的陈规必须加以摒弃，只有不断革新才能造就时代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超验主义并不单单是浪漫的文学，更是影响深远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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