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鸡的今年多大1964年8月所作《关于哲学问题讲话》是其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篇章，影响甚广。特别是《讲话》中关于只有搞才能搞哲学的观点，以及要用分析方法才能读懂《红楼梦》的论述，可谓独辟蹊径，别树一帜。《讲话》先在哲学界透风流传，初期出版的《思想胜利》全文披露。由于《讲话》内容及毛氏语言与当时气氛吻合， 因而迅速风靡全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初通文墨的人几乎人人皆知，奉为圭臬。
原标题：《关于哲学问题讲线月所作《关于哲学问题讲话》是其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篇章，影响甚广。特别是《讲话》中关于只有搞才能搞哲学的观点，以及要用分析方法才能读懂《红楼梦》的论述，可谓独辟蹊径，别树一帜。《讲话》先在哲学界透风流传，初期出版的《思想胜利》全文披露。由于《讲话》内容及毛氏语言与当时气氛吻合， 因而迅速风靡全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初通文墨的人几乎人人皆知，奉为圭臬。
吴江先生是此篇《讲话》的四个者和直接聆听者之一。2008年10月的一个周末，吴老在家中，向我敞开，娓娓讲述那些并非如烟的往事。
大凡人物提出治党纲领，必须要有理论作支撑。也一样，他的“为纲”学说的理论根据，是“一分为二”的哲学观。
杨献珍是一位老资格的家和著名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这位深谙思想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约在1964年初提出“合二为一”的哲学观。这一命题来源于明代哲学家方以智《东西均》这本著作，杨再用现代哲学思维加以发挥。显然，这样不由自主地使人联想到“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嗅觉敏锐的康生，立即将杨献珍在课堂上讲述“合二为一”的情况向汇报。毛其时已十分，马上：他这是反对我的。此话一出，杨献珍命运可想而知：撤销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调出党校，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合二为一”论。
决定亲自介入此事，命陈伯达组织人马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他：要广泛收集，马列主义与资产阶级学者的哲学资料，看他们对对立与统一、分析与综合、矛盾等问题持如何看法。还说，所写的文章必须这些问题，从哲学理论上彻底驳倒“合二为一”。陈伯达领命后，指定吴江、关锋、龚育之三人完成这一任务。吴江，再增加《红旗》哲学组的邵铁真，陈伯达亦同意了。
我问吴老：“是不是因为您曾任过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陈伯达让您来领衔完成这篇哲学文章，这在当时是第一选择吗？”
吴沉吟片刻后说：“大概也可这么说，但也不完全是。陈伯达是《红旗》总编辑，但他不主持日常工作，日常工作由胡绳、两位副总编和几位编委轮流主持，我是管学术业务的编委之一，编委会还有王力、关锋等。”
吴江老继续告诉我：“在前几年写国际反修文章时，我与陈伯达接触日渐增多，也可说是频繁。他对我的思考能力是认同的，知道我不会去人家观点。所以陈伯达起草的文章，我可以尽情挑刺，不必；范若愚对马列主义著作熟悉，负责核对原文；记忆力超强，熟悉政策，但谋篇为文不是所长，他主要是参与文章讨论，在会上滔滔不绝，往往是的主角。隐隐约约，在当时《红旗》有‘四驾马车’之说。”
我大感兴趣。吴老说：“大概在1965年底，陈伯达通过上意，将一位副总编辑调配到广西任桂林地委副之职。过了些时日，陈伯达突然宣布《红旗》要成立‘学术领导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这个名单上没有任副总编的胡绳，也没有作为编委的我。没有胡绳可以理解，因为胡绳已是‘文化小组’之一，而没有我则引起不少议论，因为陈伯达平常写东西经常拉我参加，还是倚重我的。”
吴老继续说：“其实陈伯达为什么没有将我列入‘学术领导小组’名单，也算事出有因吧。陈这个人在生活上不大检点，不知不觉与一位女校对有染，且打得火热，并把她调入勤务组，大得很呐。我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大概也给一个学生辈的人讲起过。结果那个人贴出了，说我吴某人上级领导。”
吴老承认，陈伯达还是很想让他加入“学术领导小组”的。为此，陈伯达专门找他谈话，告诉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我把你打入冷宫的原因。这样吧，你写点东西交给我，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小组了。”
陈伯达的做法使吴江十分反感，他对此根本不予置理。“小组”名单里自然没有“吴江”之名。开始后，《红旗》“学术领导小组”上述，均进入“中央小组”之中。
吴老诙谐地说：“这既是陈伯达帮助了我，也是我祖上，之中了我。看起来，诸暨人刚直的性格，有时还有好处。如果我稍稍服软，给陈写下片言只字，则立马进入这个小组。如此，我的后半生不堪设想，结果是他人之祸化作我人之福。我对陈伯达应额手。”
我们的话题重又回到陈伯达布置的文章写作上来。吴老说，完成这一任务，关键难处是不知从何着手。陈伯达语焉不详，没有交代清楚。他们四个人讨论了几次，商定还是围绕“一分为二”展开，在认识论上多做文章，为毛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提供理论依据。约在七月份，我们在完成了基础资料的搜集。其时在，我们就赶到去。大概在8月10日左右，我们将基础资料和文章撰写提纲，交陈伯达转呈送审。往后的几天是难得的放松，但也惴惴不安，因为我们要等待的，如何有针对性地亮明观点，写好这篇重要文章。果然，陈通知8月18日下午，毛要召四人谈话，陪同谈话的还有陈伯达和康生。
吴江老告诉我，“关锋是山东人，我是浙江人，邵铁真是哪里人，我记不起来了。龚育之是湖南人，能够听懂毛的湖南话，我请龚作记录。其他人准备专注倾听毛对文章的布置，因而龚是唯一的会议记录人。”说到这里，吴江老站了起来，从书柜中拿出龚育之当年的讲话记录稿和《关于哲学问题讲话》的复印件。由此可见，为这次，吴老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吴老说：“我们按照通知时间到达的住处。兴致很高，笑容满面，挨个和我们握了手。我们也不拘束。然而坐下以后，他的开场白使我们意想不到。”
他介绍，毛一上来就说：“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我们满心期待毛对文章如何写作作，想不到一上来他就要我们立即下乡去参加。而突然的一句‘身体不好也去’，我们的思一下子跟不上。听到下面才明白，原来王光美此时已下乡搞‘四清’去了，与一个大队的人同吃同住，因为没有暖气，犯了两次重感冒。春节返京，王与碰了面。毛问她：犯病了还去不去啊？王果断地说：我还是要下去的，无非是发几天烧而已。真是女中豪杰。”
吴江先生明白无误地说，毛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不搞，搞什么哲学。”并且讲，现在的大学文科教学没有什么作用，所有文科的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都统统要下乡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去搞，那个是大学，什么北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毛还结合自身的经历说，“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在这次讲话中，还说：中国“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
谈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这个估计出于最高之口，使我们在座者很是吃惊。
四对我们上呈的材料和提纲如此评价：“关于哲学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提纲看了一遍（指“合二为一”论的文章提纲），其他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下。”
紧接着毛表扬了我们：“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当毛转入哲学话题时，我们兴致更高了，因为这是我们要写这篇文章的议题。但失望的是，刚刚切入不久，毛的思又跳跃式转到去了。最后天马行空，谈到如何读《红楼梦》上来。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只有用阶级分析，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四大家族史，才能读懂《红楼梦》，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
吴江先生钦佩地告诉我：的知识确实精深，他可以一字不漏地将“好了歌”背下来，可以把的经典理论、成语出处信手拈来，可以从别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的角度讲出新意来！《红楼梦》在全国一时如此普及，研究人员如此众多，与毛的这一讲话推动也不无关系。
谈话的结语，表面上是针对我们四个人说的：“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搞，才搞哲学。”可想而知，这一观点此后就不仅仅是在哲学界宣传贯彻了。
我们终于明白，毛此时对写哲学文章已不感兴趣，他要更直接的、面对面地搞；而且这一面对面的“斗争对象”，数量庞大，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或同情者。
“这两份资料都交给你，你回去可以对照一下，记录稿与发表稿还是有不少改动的。如陈伯达有好几处插话，但发表时陈的插话只出现一处。毛的有些话头，是康生在导引，发表稿有反映，但不多。我还注意到，这次谈话可能有秘密录音。”并把他在两份资料上勾划对照之处指给我看。
我突然冒昧地问吴老：“您这次没有写成哲学文章，但花了很大精力搜集材料和拟出了提纲，这是不是与十多年后您与杨献珍那场学术纠葛有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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