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针对2016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展情况，全面搜集与梳理本年度该领域内相关文献，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与工具，充分听取业内专家意见，经多轮研讨，总结出2016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热点，并对各热点展开分析与说明，出我国2016年度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主要进展。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首战之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以习同志为核心的总揽全局，带领全国人民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经济下行压力的中稳中求进，推动我国经济呈现出多向度积极变化。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界的研究者们将各自关注的学术热点与经济、社会、热点结合起来，开展了各领域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以下简称“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成立专门课题组，在全面梳理2016年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广泛听取业内专家意见，提炼整理出九个研究热点，了我国2016年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研究领域的重点关注问题与主要进展，并对未来研究做出了相应判断。
书报资料中心课题组自2016年10月成立以来，启动了经济学与管理学学术热点推荐工作，以学科组的方式来提交备选学术热点。学科组共设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三个学科组，每个学科组又由下属各刊执行编委、编辑和各领域相关学者等组成。学科组根据经济学与管理学学术领域全年文献，分析热点论文集中度，开展调研并初步提交学术热点条目。热点的遴选主要依照以下七个方面的要求：
1.学术性。学术价值是热点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其中包含对热点研究问题的学术前瞻性、引领性、创新性，以及对学术发展、建设和推动作用等方面的考量。
2.社会性。重视学术的应用性，探讨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强调学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同时兼顾国家建设发展和高屋建瓴的理论研究层面。
3.全面性。课题组对全年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学科热点做全面梳理分析和系统研究，尽量做到不遗漏、不缺省。
4.平衡性。尽量平衡课题组内部各学科、各领域的热点集中度，做到不只以关注度或文献量单一指标进行评价。
5.综合性。关注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从多角度研究每一个学术问题，全面反映学术问题各方面的情况。
依据以上七点要求，课题组在2016年11-12月期间开展了数轮内部讨论，圈定了热点备选范围，并于12月10日召开专家研讨会，之后再次进行内部研讨，最终选定九个热点问题。
课题组在对2016年全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类刊物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之后，提出了以下九大年度热点研究问题，分别是：（1）供给侧结构性；（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3）深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研究；（4）精准扶贫的理论源流、思想内涵及实践径；（5）全面“营改增”税制研究；（6）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国际贸易研究；（7）人民币国际化；（8）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竞争政策之辩；（9）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2015年11月10日，习总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把“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作为“十三五”的发展主线。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这一研究主题的科学性进行论证，提炼出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典型事实，对供给侧结构性的内涵、外延、理论逻辑、实践意义做了深入分析，构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分析框架。例如，蔡昉（2016）提出增长分析的供给侧视角，“从分析造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若干因素入手，论证2012年以来的增长减速，不是需求侧冲击造成的，而是人口结构转变从而引起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黄群慧（2016）把“供给侧结构性”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并对应于“问题—原因—对策”的逻辑线，从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黄凯南（2015）从演化增长理论的视角探讨供给侧演化、需求侧演化及其共同演化，阐释深化制度是推动供给和需求有效协同演化的重要动力，也是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原因，等等。
另一方面，在对供给侧结构性的必然性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问题。“十三五”规划提出，“必须用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加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市场化力度，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和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微观活力，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实施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支柱，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这指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明确的”、“清晰的思”、“具体的任务”（方福前，2016）。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在此基础上做了精深探讨：分析、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的原则、要点、政策手段等问题，对体制与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中的重要性做了深入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的视角对中央、各地区、各产业、各企业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做了初步的分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实施方案。例如，金碚（2016）认为“经济政策的运作，实际上就是要创造一种让企业既有动力也有能力进行结构调整和创新升级的经济”，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侧并不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两者搭配的“组合拳”，应以适当的需求调控为供给侧铺垫景气条件。陈小亮、陈彦斌（2016）分析认为，“供给侧不具备宏观调控手段所需的逆周期调节能力，也不满足宏观调控手段所要求的可测量性、可控性、对目标有着可预计影响这标准，故而不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常规手段。未来中国仍然应该将总需求管理政策视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并且通过加快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和深化财税体制等举措提高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范必（2016）提出，“供给侧结构性不应抽象地市场化方向，而是应当具体为体制亚型的市场化转型。首先，分析现有体制是属于计划体制或双重体制的某一种亚型；其次，明确目标是建立市场体制中的哪一种亚型；再次，建立从计划体制亚型或市场体制亚型向市场体制亚型的径。”从而提出供给侧“链式”的思。孔祥智（2016）提出农业领域的供给侧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土地制度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生机勃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结构调整实现农业领域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通过粮食价格体制和补贴制度去库存，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食产业。”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的研究方兴未艾，随着供给侧结构性实践的推进，将有更多问题出来，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素材。中国经济学界将拿出更多的具有独创性的研究，这令人期待。
2014年7月，习总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学好用好经济学”，之后又发表了一系列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习总的系列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新时代。
之所以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热点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数据支撑：首先，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期刊，作为全文转载关于中国经济问题文章的二次文献，自2016年第3期始至2017年第2期止(二次文献具有时间滞后性)，共转载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文章30多篇，这是历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其次，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刊物《经济研究》在2016年的发文中，除第二期外的其他每期的第一篇都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文章。最后，从中国知网的数据来看，仅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篇名，搜索到的2016年的文章数量就有278篇，这一数据远远高于之前任何年份的数据。
2016年，学者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例如，王立胜（2016）认为：在民族国家依然存在的背景下，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不可能消失，国家主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基本属性，要在国家利益第一的基本原则下，立足中国国情进行性研究。杨春学提出：（1）在中华文明中挖掘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思想基因，将其理论化，并整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2）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形态与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关键性差异在于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3）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对公有制理论进行，并对“非公有制”提供更好的理论说明；（4）在中国式语境中，解释中国与市场的关系。逄锦聚（2016）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有性和世界性，要以我国发展的实践为基础，加强对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有学的新理论，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理论虽有新发展，但是基础理论薄弱、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突出、学科基础弱化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弱化等问题还亟待解决，加强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就是要切实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这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主流地位和主导作用的集中体现与重要。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学者将把30多年来的中国发展道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源泉，必能成功构建出一个自有而又逻辑自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2016年4月，习总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这是农村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2016年底，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这一关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设计的重磅文件的推出，不仅说明了“三权分置”在农村土地中的重要性，也丰富了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制度。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探索，1990年有学者提出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观点，认为“三权分置的基本点是劳动农民共享的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提倡流转经营权”（田则林，1990）。“三权分置”真正成为农村土地制度的理论热点问题，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进行农村土地制度之后，随着新一轮农地制度的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特别是关于“三权分置”的研究成了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
有关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研究的文章自2007年起，每年的发文量虽略有波动，但都在5000篇以上，2016年为7000多篇，足以说明对此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重点，且热度持续不退。
农村土地是复印报刊资料《农业经济研究》、《体制》两刊长期关注的问题，对此均有常设栏目来刊文。《农业经济研究》2016年全年转载农村土地问题相关文献30篇，是转载量最大的研究领域，其中涉及“三权分置”的有11篇，超过1/3；“农村”是《体制》2016年发文量最大的栏目，其中农村土地又是重中之重，在第6期专门以专题的形式来突出关注，全年共转载有关文章38篇，占该刊年转载量的19.5%。
2016年，学界针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三权分置”产生的功能价值与效应。顾华详（2016）、肖卫东和梁春梅（2016）、韩长赋（2016）等认为“三权分置”创新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拓展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丰富了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展现了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持久活力。杨成林和李越（2016）认为，我国农村的农地产权制度，遵循着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产权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对集体公有的土地设置私有产权，再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土地要素重新配置，忽视了土地的生产资料属性，造成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向财产制度异化，在上与实践中都陷入了困境。（2）“三权分置”内涵的科学设定和正确诠释。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界定三种不同及“三权”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关于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形成了物权说和债权说两大对立观点。（3）“三权分置”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的构建。政策体系方面主要是健全土地流转管理制度，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等；法律法规方面主要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各自的法律性质、功能、分离的制度设计，分置后的相关法律问题，如继承、抵押、信托等涉及的法律效力、具体实现形式以及农益等。（4）“三权分置”实践形式的探索。李宁（2016）等从现代农业发展背景下农地产权结构细分对“三权分置”构成的约束及其组织治理的角度进行分析，结论认为建立与发展农地股份合作社是值得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楼建波（2016）从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提出了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四权分置”的新观点。郭熙保、苏桂榕（2016）在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基础上提出了集体动态化的新思。罗玉辉等（2016）基于“改良集体行动”理论，提出在中国农村土地确权后，构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设想。
学界对由主导的“三权分置”一直存在分歧。作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重大变革与创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并将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同时对与农村土地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也产生连带推动作用。未来学界讨论的热点会集中在：（1）“三权分置”意见的出台给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带来的影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评估和防范。（2）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顶层设计的理论创新和操作径。（3）政策试点地区经验的总结和推广研究。
2013年11月，习总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2014年1月，中央办公厅详细制定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5年10月，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中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共享发展的重要组成内容”。随后，精准扶贫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众多学科的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究。
2016年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有关“精准扶贫”的论文有1500多篇，其中，书报资料中心转载了11篇。赵晓峰、刑成举（2016）；许汉泽、李小云（2016）；李文静（2016）等一批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方面展开：（1）生成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精准扶贫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其产生、发展一方面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进行的，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当前经济社会特征等现实状况提出的。首先，“共同富裕”根本原则是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理论源流；其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是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现实需求。（2）建构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习总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精准化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核心要义。扶贫工作贵在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精准扶贫包括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其核心要义就是精准化，要求将精准化作为扶贫工作的基本，贯穿于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其次，分批分类是精准扶贫思想的基础工具。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最后，脱贫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战略重点。习同志在就任中央总之后，走遍中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提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精准扶贫”等扶贫方略。树立脱贫信心，营造脱贫，帮助贫困群体充分认识到自身优势以及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拿出敢想敢干的毅力和决心，在上与贫困绝缘，习总脱贫的重要体现就在于大力发展乡村教育。（3）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径选择。其一，科学设计精准扶贫的工作流程。大致包括贫困户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动态管理和精准考核四个环节。最终形成在扶贫工作中的目标识别、贫困治理、动态管理、成效考核、成功脱贫、后续的一系列反应过程。其二，形成完整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一是政策体系必须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同级别的政策强度，各个贫困地区整体向脱贫目标和小康社会指标靠近，在2020年如期脱贫；二是因省、市、县、乡、村，甚至每一贫困户贫困的原因、程度、特点，脱贫的禀赋、资源、机遇以及返贫的可能性等都不尽相同，各地不能都依照完全相同的扶贫办法进行扶贫，应当允许和鼓励各级、各地扶贫单位因地制宜、因人定策，灵活开展个性化扶贫工作。
“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为新时期的农村扶贫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总的来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是推进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可以预见，如何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体制机制的创新，构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打赢脱贫攻坚战，保障贫困人口共享经济发展的基本，已经成为党和高度重视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也是2017年需要继续深化讨论的研究方向。
自2016年5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将营业税改征(以下简称“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建筑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这是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财税体制最大的一次税制。“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在我国税制中意义重大，应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和全面深化的大棋局中仔细地加以审视。然而，迄今为止，“营改增”还是一个在国内外既有的各类辞典中所查阅不到的经济学词汇，它的形成和应用颇具中国特色（高培勇，201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将缺乏经验可循，面临诸多困境，而这也恰恰给学界和实务界对此项的研究提供了现实土壤。
2016年，有关“营改增”主题的文章，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论文数量为41篇，索引文献量为157篇。学界和实务界探讨的主题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全面推开“营改增”的重大意义。如刘尚希（2016）认为，“营改增”作为牵一发而动的，其对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其产生的效应是牵引性的，也是辐射性的，可以有效推动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2）的政策效果评估。首先，对企业、行业税负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的研究。此领域的研究多集中于实务领域，也有部分学者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基于投入产出表对行业税负的影响效应进行测算。其次，对税收收入、消费者福利、专业化分工、进出口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学者们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对“营改增”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如许梦博等（2016）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从长期和短期角度分析了“营改增”对财政收入的影响。陈钊、王旸（2016）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营改增”促进专业化分工的两种可能，对其是否真正促进了专业化分工提供了经验。王艺明等（2016）构建理论框架，探讨了“营改增”对进出口的影响机制。另外还有学者探讨了“营改增”的价格效应及收入分配效应（例如倪红福等，2016）。（3）后续涉及的财政体制、地方税体系的重构方面。“营改增”的全面实施改变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进一步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被提到议事日程，加快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已成为深化财税体制的必然。卢洪友等（2016）评估了“营改增”对地方财政的影响效应，分析了在“营改增”前后省市县财政收入分成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变化趋势，其研究结果对全面开展“营改增”具有意义。余丽生（2016）认为，建立事权共担、财权共享、共推的体制机制，是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实现形式。等（2016）结合当前研究背景和发展，提出了优化或新方税的相关税种，简并和优化职能重叠的税种，培育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限，重建地方税体系。
预期后续的研究将呈现以下几大趋势：一是在依国背景下根据税收原则，我国必须加快立法进程，如何进行的立法将是重点。二是“营改增”后续涉及的财政体制、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及地方税体系的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也刻不容缓。三是在“营改增”全面推行过程中，我国税收征管体系将面临诸多挑战，如何理顺国税、地税在税收征管方面面临的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四是自全面实施“营改增”以来，财税部门陆续发布了针对金融业的“营改增”补充政策，这也说明了金融业“营改增”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另外，生活服务业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对生活服务业的研究却乏善可陈，因此，针对金融业、生活服务业方面的研究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最后，随着“营改增”试点的全面推开，数据采集、样本量选取、指标细化方面会更加完善，深入的量化分析研究将不断涌现。
近几年，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都是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从复印报刊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6年全年转载来看，全年共转载文章112篇，“全球价值链”相关文献被转载18篇，占年度全文转载比高达16%；从年度索引量上来看，全年国际贸易领域索引为2500条，以“价值链”、“增加值”或“垂直专业化”直接命名的文献为142条，占年度索引总量的568%。
理论界对于“全球价值链”选题的关注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以来，我国凭借加工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是，其中近2/3的贸易属于中间品贸易，且这种普遍性的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的分解已成为新的国际贸易背景。其次，中国巨大的贸易额（特别是中外的贸易顺差）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担忧。从全球价值链背景出发，客观地认清中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益是十分必要的。再次，全球价值链问题不仅仅是贸易问题，它还是国际竞争格局问题。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体现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上的竞争力，处于价值链低中端的新兴经济体打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也是促使全球竞争格局发生变化的过程。最后，世界数据和统计方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当前，我国正面临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机遇期，研究通过何种机制才能实现贸易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总之，从现实情况看，任何一个国家对经济问题的考量都已经不能脱离“全球价值链”这一背景了。
从学术文章发表上来看，关于“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关于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因素的探讨。随着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探讨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因素。刘海云、毛海欧（2016）认为，无论是在规模效应还是结构效应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都能提升制造业出口的增加值。郭晶、刘菲菲（2016）则认为，除FDI可提升贸易增加值外，服务要素的投入亦对贸易增加值的提升起推动作用。（2）部分文章关注贸易利益的测算。张幼文、周琢（2016）在要素流动的视角下提出，竞争力分析应以收益为前提，并且一国的竞争力与本国要素的收益相连。在此条件下，他们测算了收益—要素权属下的中国贸易竞争力，在剔除国外要素的影响后，中国仅在纺织业、纺织服装和皮革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3）更多文献关注于“全球价值链”与“国际经济传导”方面。倪红福、夏杰长（2016）主要就国际垂直专业化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重点分析其对外生需求冲击的放大作用。他们创新性地区分了全球价值链稳定运转与遭到的不同情形，认为初始冲击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与垂直专业化的状态密切相关。当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正常运转时，国际垂直专业化不但不会放大初始需求冲击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贸易的下滑。（4）以全球价值链为背景从多角度切入选题。除传统的测算国际分工地位、测算贸易利益外，有学者提出我国应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主导区域价值链，要以“一带一”战略为契机确立我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魏龙、王磊，2016）。
总而言之，2016年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更加突出。展望未来，国际经贸关系依然复杂多变，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如何以《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为指导，推动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接下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人民币国际化一直是近年来的学术研究热点，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新的问题和现象不断出现，又为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要求。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被视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再次了学者们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的热情。
关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战略目标、实施径、机遇与挑战以及策略选择的研究，已经成为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学者们从学术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一大批研究在这一年涌现出来。2016年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论文有1600多篇，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了27篇，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认识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及目标。学者们在肯定人民币国际化对降低我国放开资本项目的国际压力和推进中国金融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地看到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不利的一面。潘英丽（2015）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分为最低目标、最高目标和可以兼顾的全球目标，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目标应该是亚洲区域货币。（2）积极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径及模式。人民币国际化的径是指人民币演化为国际货币的可能渠道和线）认为由于初期阶段对金融化和金融发展等要求较低，人民币国际化比较现实的径是：走先区域化后国际化的道，并提出了跨境经济循环与跨境金融循环的双循环研究框架。（3）深入剖析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金融的关系。相关学者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关系及相关的周边条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走多远的国内条件和取决于中国金融尤其是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进程。（4）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意义及影响。有学者认为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不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确认，也再次证明了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升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义务，意味着国际市场会对人民币提出更多要求，中国金融市场将可能受到更大的冲击。总体而言，人民币纳入SDR篮子货币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我们不要高估它的意义与影响，但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5）深度考量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我国贸易竞争优势逐渐减弱、短期资本净流出以及美元进入周期性升值阶段并保持强势地位等。我们应构建新的贸易优势，为人民币长期稳定创造条件，大力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加快金融，建立市场化的现代金融体系，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基础条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终于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且其份额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元、欧元，这一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进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受到更多的外部关注，未来可能会有来自各方的压力。可以预见的是，在人民币“入篮”已成既定事实，人民币国际化以迈出实际步骤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确定人民币国际化的适当程度，如何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相关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如何推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和对外，将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2016年8-11月，我国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产业政策展开数轮隔空辩论，并于2016年11月9日在大学举办的“‘产业政策’思辨会”上进行面对面的交锋。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必不可缺。而张维迎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认为不应给任何行业与企业特殊政策。这场世纪之辩不仅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还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全民大讨论，民间甚至将此辩论喻为中国版的“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实际上，围绕产业政策存在的必要性、效用评估以及工具选择等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外经济学和管理学界以及决策部门的研究讨论热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往往通过调整产业政策模式与工具，推动产业发展和组织结构调整，不断经济活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调控作用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基调。而当前，我国进入新一轮工业和经济新常态，目前施行的产业政策面临一些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调整，是产业政策之争的时代背景，也是深化研究的前提。
2016年与产业政策相关的论文数量与前几年保持稳定，年度文献数达到397268篇。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数量为32篇。其中，探讨产业政策工具主体本身的有12篇。如雄等（2016）研究了新常态下我国产业政策转型的逻辑与对策，认为当前我国产业政策转型的核心是从传统产业政策迈向竞争与创新政策。侯利阳（2016）以欧盟20世纪80年代经济转型期的相关情况作为参照，研究了上海后的经济现实和所遇到的问题，认为上海已经具备实施竞争政策的条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接方案。特定产业中产业政策研究的文章有13篇，包括喻炜、王凤生(2016)对大数据产业政策的研究；曹华林、谭建伟（2016）对页岩气产业政策的研究等等。研究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的有7篇，如平新乔（2016）对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市场与之间关系展开的研究。在研究特定产业的产业政策文章中，研究传统产业政策的有4篇，研究新兴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有9篇。从相关文献的内容分布来看，直接将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竞争政策是否必要和是否有效作为核心论点的理论探讨文章和研究文章都还不多。相关文献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新兴产业扶持政策的梳理、产业政策工具的应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探讨等方面。
通过对“产业政策之争”引发的广泛探讨，学术界表达出了对产业政策边界的确定、产业政策制定程序的科学合、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产业政策中市场与关系等问题的认真思索，这一思索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深入。一是预计相关文献数量将在未来两年内快速增长。基于对文献涌现滞后于热点的判断，以2016年下半年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为引子，2017年学界或将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以“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竞争政策是否必要以及是否有效”的理论探讨文章，以及围绕某些要素进行研究的文章。二是预计2017年将有可能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出现一些新的研究热点。例如，对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政策和创新绩效的研究，对不断涌现的新型创新载体与双创政策的研究等，可能在未来两年中迎来研究热潮。
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灵魂，可持续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生命线月，中国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重申要“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提法标志着中国社会保障经过30年的初级发展后进入了新的高级发展阶段。虽然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和可持续问题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但伴随着经济新常态、新生态、社会新格局的大转型，2016年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成为研究热点。
2016年，社会保障相关内容的论文数量与前几年保持稳定，年度文献数达到375114篇，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数量为77篇。在这些被转载的社会保障相关论文中，探讨国内外社会保障的有11篇，研究养老保障的文章有41篇，研究医疗保障的有14篇，研究社会救助的有22篇。在研究养老保障文章中，研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有11篇；在研究医疗保障的文章中，研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有5篇。
归纳来看，2016年度内的研究可划分为三类：（1）公平及可持续内涵的研究。社会保障领域的公平和可持续的界定一直是模糊的，受经济学、社会学和学的多学科影响，什么是社会保障领域应有的公平观和可持续观至今都没有，故此问题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潘锦棠、张燕（2015）认为社会保障比较注重收入平等，同时也注重分配公平，社会保障领域的公平既有一般原则，也有适用于各子项目的特殊原则；李珍、黄万丁（2016）基于对养老金制度的分析，将可持续的内涵概括为“可负担、待遇充足和财务可持续”三个维度。（2）具体的社会保障子项目特别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公平和可持续问题。对养老保障的研究聚焦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医疗保障的研究聚焦于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具体的落脚点有公平性及可持续性的评估、预测和等，预测主要涉及的是制度的中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代表性文章有炯、杨一心（2016）基于统筹层次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公平和可持续的研究，王晓军、姜增明（2016）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长期财务可持续性的预测。（3）社会保障公平和可持续与其他社会治理机制的关联研究，突出表现在社会保险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社会救助与社会治理目标的关联。重要的论述有王延中等（2016）基于社会保险制度对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课题组。课题组组长：李军林；课题组（按姓氏拼音排序，排名不分先后）：黄万顶、靳毓、刘然、、万千、万晓琼、许晖、张皓、张妮、周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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