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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古不相期！”诗人吉卜林早就说过。很少人相信他这句话，至少做翻译工作的人，不相信东方和不能在翻译里相遇。调侃翻译的妙语很多。有人说：“翻译即叛逆。”有人说：“翻译是原诗。”有人说：“翻译如女人，忠者不美，美者不忠。”

　　我则认为，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的艺术。譬如英文译成中文，既不许西风压倒东风，变成洋腔调的中文，也不许东风压倒西风，变成油腔滑调的中文，则东西之间势必相互，以求“两全之计”。至于到什么程度，以及哪一方应该多让一步，神而明之，变通之道，就要看每一位自己的了。

　　翻译既然是移花接木、代人作嫁的事情，翻译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自然难与作家相提并论。早在17世纪，大诗人德莱顿就曾经指出，对翻译这么一大门学问，的赞美和鼓励实在太少了。主要的原因，是在原作者的阴影之中，译好了，光荣归于原作，译坏了呢，罪在。除了有能力也有时间去参照原文逐一研读的少数专家之外，一般读者是无由欣赏的。

　　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翻译的妙旨，就在这里：那句话虽然是神谕，要传给时，多多少少还要用人的方式委婉点出，否则那神谕仍留在云里雾里，高不可攀。

　　介于之间，既要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读者只能面对，透过的口吻，去想象原作者的意境。翻译，实在是一种信不信由你的“一面之词”。

　　有趣的是，这“一面之词”在读者和看来，却不尽相同，读者眼中的“一面之词”的确只有一面，只有中文的一面。眼中的“一面之词”却有两面：正面中文，是外文。如果正面如此如此不妥，那是因为如彼如彼的关系。

　　一般不会发现自己的“一面之词”有什么难解、累赘甚或不通的地方，就因为他们“知己知彼”，中文的自有外文来为它解嘲。苦就苦在广大的读者只能“知己”，不能“知彼”；对“”领略了多少，他们无从判断，他们能做的事，只在辨别讲的话像不像“人话”。

　　这就牵涉到翻译上久持不下的一个争端了。一派认为应该像创作一样自然，另一派则相反，认为既然是翻译，就应该像翻译。

　　理论上说来，好的给读者的感觉，应该像原文给原文读者的感觉。如果原文是清畅的，则不够清畅的，无论译得多么“精确”，对原文说来仍是“不忠”，而“不忠”与“精确”恰恰相反。

　　为了“精确”不惜其他美德，这种，在潜意识里认为外文优于中文，因为外文比中文“精确”。这种面对“优越”而“精确”的外文，诚惶诚恐，亦步亦趋，深恐译漏了一个冠词、代名词、复数、被动的语气，杨得志炮轰南阳或是调换了名词和动词的。比起英文来，中文似乎不够“精确”，不是这里漏掉“一个”，便是那里漏掉“他的”。

　　例如中文说“军人应该忠于国家”，用英文说，就成了Asoldiershouldbe loyaltohiscountry。如果要这类精确主义的再译成中文，一定变成“一个军人应该忠于他的国家”。增加了“一个”和“他的”两个修饰语，表面上看来，似乎更精确了，事实上一点意义也没有。这便是思果先生所谓的“译字”而非“译句”。

　　一看，好像比统计报告还要“精确”，事实上这样的累赘毫无效果。前半句中，“一些”和“全都”不但重复，而且接不，因为“一些”往往仅指部分，而“全都”是指整体。通常我们不说“一些……全都……”而说“所有……全都……”。事实上，即使“所有……全都……”的句法，也是辞费。

　　后半句中，“每一个”和“它自己”也重叠得可厌。托尔斯泰的警句，如果改译成“幸福的家庭全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省去九个字，不但无损文意，抑且更像格言。

　　用中文来写科学或哲学论文，是否胜任愉快，我不是专家，不能答复。至于用中文来写文学作品，就我个人而言，敢说是绰绰有余的。为了增进文体的弹性，当然可以汲取外文的长处，但是必须守住一个分寸，妥加斟酌，否则等于向外文投降。

　　无条件的精确主义是的。许多平时早就养成了英文至上的心理。一旦面对英文，立即就忘了中文。就用milymember这个词做例子吧，时至今日，我敢说十个之中至少有七个会不假思索，译成“家庭的一员”或“家庭的一”，竟忘了“家人”本是现成的中文。许多准作家就从这样的里，去亲炙托尔斯泰和福楼拜、爱默生和王尔德。有这样的壮胆，许多准作家怎不油然而生“当如是也”之感？

　　在这样的情形下，思果先生的《翻译研究》一书能适时出版，是值得我们加倍欣慰的。我说“我们”，不但指英文中译的，更包括一般作家和有心中文传统的所有人士。至于“加倍”，是因为《翻译研究》之为文章“病院”，诊治的对象，不但是，也包括中文创作，尤其是“恶性西化”影响的作品。从文学史看来，不但创作影响翻译，翻译也反作用于创作。

　　他的散文清真自如，笔锋转处，浑无痕迹。他自己也曾悬孟襄阳的“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为散文的至高境界。思果先生前后写了三十多年的散文，译了二十本书，编过中文版的《读者文摘》，教过中文大学校外部的高级翻译班，更重要的是，他曾经每天用七小时半的工夫结结实实研究了七年的翻译。

　　由这么一位多重身份的高手来写这本《翻译研究》，真是再好不过。思果先生的散文是此道的正格，我的散文走的是偏锋。在散文的风格上，我们可说是背道而驰。在创作的理论上，我们也许出入很大，但是在翻译的见解上，我们却非常接近。《翻译研究》的种种论点，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全部赞同，并且支持。

　　我更钦佩本书的作者，早已看出翻译的“近忧”，如不及时解救，势必导致语文甚至文化的“远虑”。一开卷，作者就在序言里指出：“中国近代的翻译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虽然名家辈出，而寡不敌众，究竟劣译的大，电讯和上的文章多半是，日积月累，几乎了中文。我深爱中国的文字，不免要婉言讽喻。”

　　翻译既是语文表达的一种方式，牵此一发自然不能不动。文章曾有“化境”“醇境”之说，译笔之后，当然也能臻于此等境界。思果先生在《翻译研究》里却有意只谈低调。他指出，妙译有赖才学和两种语文上醇厚的，虽然应该鼓励，但是无法传授。同时，妙译只能寄望于少数译家，一般能做到不错，甚至少错的“稳境”，已经功德了。

　　思果先生的低调，只是针对“恶性西化”或“畸形欧化”而发。“畸形欧化”是目前中译最严重的“疵境”，究其病源，竟是中文不济，而不是英文不解。事实上，欧化的英文往往很好，只是对于英文过分以至于泥不能出，加上中文程度有限，在翻译这样的拔河赛中，自然要一面倒向英文，所以为欧化修改疵译，十之七八实际上是在改中文作文。这是我在大学里教翻译多年的结论。

　　思果先生的研究正好对症下药。他给最中肯的忠告是：翻译是译句，不是译字。句是活的，字是死的，字必须用在句中，有了上下文，才具生命。欧化的毛病是：第一，见字而不见句；第二，以为英文的任何字都可以在中文里找到同义词；第三，以为把英文句子的每一部分都译过来后，就等于把那句子译过来了。

　　事实上，英文里有很多字都没有现成的中文可以对译，而一句英文在译成中文时，往往需要删去徒乱文意的虚字冗词，填满文法或语气上的漏洞，甚至需要大动“手术”，调整文词的次序。所谓“勿增，勿删，勿改”的戒条，应该是指文意，而不是指文词。文词上的直译、硬译、死译，是假精确，不是线

　　土人们都围过来了。女性们的服装每年都有新的花样。童子军们的座右铭是日行一善。医生们一致认为他已经康复了。作者指出，这些“们”（也许应该说“这些‘们’们”）都是可删的，因为“都”和“一致”之类的副词本就含有复数了，而且既言“女性”，当然泛指女人。至于“童子军”还要加“们”以示其多，也是甘受洋罪，因为这么一来，栏里的“通学生”“住校生”“女生”“男生”等，岂不都要加上一条“们”尾了吗？目前已经流行的两个邪“们”，是“人们”和“先生们”。

　　158页在“用名词代动词”项下，作者的“手术刀”挥向另一种病症。他指出，欧化有现成的动词不用，偏爱就英文语法，绕着圈子把话拆开来说。例如，“奋斗了五年”不说，要说成“作了五年的奋斗”；“大加”不说，要说成“作重大”；同样“拿老鼠做试验”要说成“在老鼠身上进行试验”；“私下和他谈了一次”要说成“和他作了一次私下谈话”；“劝她”要说成“对她进行劝告”；“航行”要说成“从事一次航行”。

　　214页，作者讨论标点符号时说：“约二十年前，我有很久没有写中文，一直在念英文，写一点点英文，来港后把旧作整理，出了一本散文集。友人宋悌芬兄看了说：‘你的句子太长。’这句话一点不错。我发现我的逗号用得太少，由此中英文标点最大不同点之一，就是英文的逗号用得比中文少，因此把英文译成中文，不得不略加一些逗号。”

　　只有真正的行家才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不妨补充一句：英文用逗号是为了文法，中文用逗号是为了文气。（在我自己的抒情散文里，逗号的运用完全是的，因为我要控制节奏。）根据英文的文法，例如下面的这句话，里面的逗号实在是多余的，可是删去之后，中文的“文气”就太急促了，结果仍然有碍理解：“我很明白，他的意思无非是说，要他每个月回来看我一次，是不可能的。”英文文法比较分明，句长二十字，往往无须逗号。

　　在看到她吐在地上的一口鲜血后，袭人就有了一种半截都冷了的感觉，当她想着往日常听人家说，一个年轻人如果，他的年月就不保了，以及纵然活了一个较长的生命，她也终是一个废人的时候，她不觉就全灰了她的后来争荣夸耀的一种雄心了。在此同时，她的眼中也不觉地滴下了泪来。当宝玉见她哭了的时候，他也不觉有一种心酸。因之他问：“你心里觉得怎么样？”她勉强地笑着答：“我好好地，觉得怎么呢？”……林黛玉看见宝玉一副懒懒的样子，只当他是因为得罪了宝钗的缘故，所以她心里也不自在，也就显示出一种懒懒的情况。凤姐昨天晚上就由王夫人告诉了她宝玉金钏的事，当她知道王夫里不自在的时候，她如何敢说和笑，也就作了一项决定，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更露出一种淡淡的神态。迎春姐妹，在看见着众人都觉得没意思中，她们也觉得没有意思了。因之，她们坐了一会儿，就散了。

　　思果（1918-2004），原名蔡濯堂，江苏镇江人。曾任职中国银行国外部，主编该部《办事细则》。后任工业总会、科学管理协会编辑，《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兼任圣哲学院中文教授。旋任中文大学翻译。著有散文集《艺术家肖像》、《之秋》、《想入非非》、《偷闲要紧》等二十余种；专论翻译的有：《翻译研究》等三种，译有David Copperfield等二十余种。

　　本书是翻译家思果先生关于英汉翻译的。他有感于劣质大行其道，甚至影响到中文的思维和创作，决心他深爱的语言。全书贯穿的思想是，一定要像中文。书中列举了大量实例，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一一解决，大至行文的修辞、节奏，小至参考书、标点符号的用法、新词和专有名词的译法，像一本，可以告诉读者哪里有地雷，哪里有险滩，哪里有流沙。

　　诗人、散文家余光中先生专文推荐，可以当成不可多得的翻译教材，也能为一般作家和有心中文传统的人士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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