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进入经济转型期。原有依靠廉价原材料、能源、劳动力和土地，通过高强度投资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结果。但日本国内社会仍然自信心满满，认为日本模式“不可战胜”，可以用政策扭转经济颓势。这种氛围之下，日本不惜采取非常规手段（不适当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1985—1989年，日本曾尝试过多种办法，包括增加国内投资、连续多次调低再贴现率，增加货币供应（将2．5％的超低利率维持了两年三个月），以期抵消因日元升值而导致的通货紧缩负面影响，最终却催生出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
1985年，美国为摆脱自身困境，依靠二战胜利取得的超强国际地位，日元和欧元升值。日本作为战败国，对美国的无理要求历来只能忍气吞声。“广场协议”之后的三年内，日元对美元升值了约70％。此后的政策失误（为了抵消因日元升值而导致的通货紧缩的冲击向市场注入了太多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未能抓住1988年秋美元疲软的良机加息等），为资产泡沫准备了土壤。1987年日本经济复苏，恰在此时，日本国内经济政策目标与国际政策协调目标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按照“卢浮宫协议”，日本须继续“协调降息”的方针；但在国内景气开始加速时，维持2．5％的超低利率又容易导致通胀，最终使景气难以持续。这种矛盾使日本首尾难顾，政策出错。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和金融发展都带有浓厚的行政管制色彩。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开始推进金融化。有人认为 ，金融化是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金融化间接引发了银行扩张性放贷。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放松金融管制对资产泡沫的影响，但简单将金融化作为诱发经济泡沫的原因是有失偏颇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在金融化过程中放松了金融监管。在泡沫经济时期，对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近乎疯狂的炒作，监管部门实际上是的。另一方面，日本历来有“护送舰队”的传统。日本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使企业和普遍认为金融机构不会倒闭。金融机构也利用国家信用妄为，放松了风险管控。可以说，是日本宏观政策的失误和金融监管的放松共同催化了资产泡沫的产生。
第一，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经济的转型期。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方式转换的重要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经济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济十分相似：设备投资大幅下降、基础设施投资高峰期已过、房地产投资好景不再；第二产业增速迅速放缓、第三产业增速超过第二产业。各种因素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期已接近结束，即将步入中高速或中速增长期。如果不能遵循经济规律，正确认识这种经济增速的转换，就可能在盲目乐观的情绪之下出台各种刺激经济的政策。历史证明，当经济以超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奔跑时，发生资产泡沫乃至成为泡沫经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第二，要避免政策失误和市场预期。日本和联邦同时经历了相同的事情：本币猛烈升值、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冲击、实行超低利率等，但是后者并没有出现资产泡沫。其重要原因，是联邦及时进行了宏观政策调整。1988年7月和8月，联邦中央银行两次上调基准利率达3．5％。1989年1月和4月再度上调利率达到4．5％，摆脱了“超低利率”及其影响。而日本则迟迟不愿上调利率，导致市场产生“永久超低利率”的错误判断并由此引发资产泡沫。中国目前的国内外比当年的日本要复杂得多，在政策制订和操作上，更要注意把握好定位，正确引导市场预期。
第三，外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的资产泡沫，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经济关系和金融市场波动相关。有人认为，日本本应在上世纪70年代转型为市场主导、较少介入的经济体制，只因受到石油危机、浮动汇率、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冲击，使得不能一心一意考虑对策而对经济转型敷衍了事。中国入世之后，与全球经济的关联度不断加深。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变动的影响。一味“韬光养晦”避免冲突，往往会使自己陷于被动。为此，应积极争取主动，以 “既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态度，妥善处理与美国等国家的关系、大国责任和的关系，争取更大的国家利益。
第四，在金融过程中，要强化金融监督，防止出现监管空白，逐步减少乃至消除国家的隐性。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时期，下一步金融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放松行政管制，推动市场竞争。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汲取日本的教训，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强化市场风险约束，建立起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和市场化的退出机制。避免因金融机构的盲目竞争和国家信用造成风险积聚，催生资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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