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计界的泰斗杨纪琬先生一百周岁寿诞。数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杨老时经常称自己为会计迷。我是与杨老年龄差近40岁的后辈，但也将自己视为会计迷。自己成为会计迷的道上，在专业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我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娄尔行教授和石成岳老师。除此而外，莫过于杨老。
1983年初，我陪娄先生赴京参加全国高等院校本科会计教学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杨老。1980年，娄先生应上海财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以下简称“上财”）老院长姚耐之邀回到复校不久的母校任会计学系系主任。上任不久，即发表文章，全面推行高等院校本科会计教学，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当时，全国财经教育不少专业仍归财政部主管。因此，财政部于1983年初在召开了这次研讨会。主要讨论由娄先生在会上介绍的上财的方案。另为开拓思，财政部也要求中南财大提出了一份设想。时任财政部教育司司长杨春一主持了会议，但专业讨论基本上都由时任会计司司长杨老主持。杨老毕业于上财前身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和娄先生同系，但较娄先生晚两届，毕业后又曾在该校及上海其他高校任教授，因此，在研讨会上我深切体会到杨老也是一位顶呱呱的会计教育家。杨老熟知娄先生的会计学术水准和会计教育经验，因此，在研讨会上我深切体会到他对娄先生观点的充分尊重。解放初杨老随求学和任教期间的安绍芸先生进京开创新中国的会计管理事业，因此，在研讨会上我也深切体会到杨老能将会计理论、会计制度、会计实务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对初期的会计教学现状及其需求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对娄先生提出的设想予以肯定，使娄先生的设想能在得到主管机关认同的前提下转为现实。
我在1985年完成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租赁核算与决策”。硕士毕业后又考上娄先生和石老师的博士生。原准备博士论文偏会计理论发展史。但娄先生主张博士论文一定要将会计理论研究与我国的形势紧密联系起来，学以致用。最后定的题目是“会计目的与会计”，思是我国的会对会计目的产生什么影响，而会计目的的变化又会对会计产生什么影响。为完成硕士和博士论文，自己一再去调研。去前，娄先生总要求我一定要去拜访杨老，向杨老请教和学习。到后，杨老除亲自指导我外，还总是想方设法帮助我去与自己硕士和博士论文相关机关、高校、企业调研，使我慢慢融入的会计核心圈。
首先，杨老介绍我认识了解放初和他一起由上海来财政部工作的老专家。由于我祖籍也是宁波，莫启欧老先生在虎坊桥的家中用宁波话就开发对会计制度的影响发表的高见对我来说是那样的亲切，至今仍经常在自己耳边回荡。杨老也让我认识了初进财政部会计司的所有年轻干部。这些人以后都逐渐成长为分管会计工作的财政部部领导、会计司司长或副司长、中注协秘书长或副秘书长、中计学会秘书长或副秘书长等，还有的去财政部内的其他司局，甚至其他部委等任领导。除此以外，我也认识了以后进会计司、中注协、中计学会的几乎所有干部。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我1997年调任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以来，老朋友经常在一起，亲密无间，互相支持。即使在有些问题上观点有分歧或有部门之见，也从不影响相互间的认同与默契。
其次，杨老又帮助我结识了高校的会计学术权威们。这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会计学的前辈们。初期，老师编的各种系列教材在全国的影响很大。自己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不仅买了他们编的会计系列教材，还买了他们编的财政、金融、企业管理、统计等专业的系列教材，甚至法律等非财经类专业的系列教材，并地阅读。我们本科二年级一年的工业会计课用的是贺南轩、阎金锷老师编的教材，以及他们俩编的主要制造业成本核算实例。两书内容之全面、结构之严谨、文字之考究，曾让我们这些学子得五体投地。两本书的内容我记得滚瓜烂熟。第二学期工业会计大考我竟然得了100分。怀着的心情，我向娄先生提出要拜见会计系的这些老前辈们，先生要我去找杨老。杨老一一帮我约见。除贺南轩、阎金锷外，当时我去请教最多的是阎达五老师，还有和娄先生、葛家澍、吴诚之一起在60年代初主编《会计学原理》的赵玉珉老教授，以及行政事业单位会计领域的著名专家王庆成老师等。此外，杨老还帮我引见了50年代末由上财调去中财的李天民老师、中财会计系系主任魏振雄老师，以及工商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的会计学老专家。这批学术界老前辈待人和蔼可亲，学术精益求精，做事认真负责。自己以后的学术生涯不同程度受了他们的影响。
第三，在杨老的介绍下，我还结识了在京大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的会计专家。这些单位和人中有不少后来在我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时都成了证监会的监管对象。可喜的是，由于杨老帮助下建立的专业联系和个人友情，大家都非常理解、支持我的工作，共同推动了证券市场财务披露质量的提高，以及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与发展。
随着自己博士生涯进入后阶段，在娄先生和石成岳老师的指导和支持下，我有机会参加许多高层次的学术活动。这里特别想提的是80年代后期杨老作为会议主角之一的中计学会专题研究组的两次重要会议。
（一）中计学会会计研究组第一次研讨会。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的重心转向城市。当时，作为上财的硕士和博士生，我也参与了许多，并和上财的研究生同学们写了不少论文，其中在会计领域最全面的是与方之龙同学一起写的“我国经济体制引起的会计问题”。1987年夏天，中计学会领导改组。财政部副部长谢明开始担任会长。同时，学会决定成立七个专题研究组，其中之一是会计研究组。1988年夏天，该研究组在召开第一次研讨会。财政部副部长兼学会会长谢明、职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兼研究组组长魏克发参加了会议。杨老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己和方之龙的论文为会议接受，并在会议流。杨老凭着他曾接受过的系统的会计及财经理论和方法的教育，以及丰富的会计制度建设经验，杨老思清晰，反应敏锐，在有关经济体制引起的会计问题上都能发表非常有针对性的高质量意见4。这些意见不仅对完善我和方之龙同学合作的论文，而且对自己在后来完成以“会计目的和会计”为题的博士论文都有极大的帮助。
（二）中计学会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第一次研讨会。中计学会在1987年成立的七个专题研究组中，一个是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研究组组长是上财娄尔行教授，副组长是厦大葛家澍教授，以及阎达五教授。一个研究组安排了当时中南北三个会计学重镇的学术带头人领衔，足见其份量。研究组中除了学术界的专家外，还有会计主管部门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如时任财政部会计司领导的张德明，上海市财政局会计处处长徐治怀，上海金山石化总厂总会计师陶桂榕等。另外，考虑到不能就会计论会计，研究组中除会计专家外，还有与会计紧密相关的领域的专家，如长期担任中国审计学会副秘书长的杨树滋，厦门大学统计学学术带头人钱伯海教授，和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钟兆修等。为便于研究组展开工作，三位教授都指定了一位年轻人做助手。葛老师选的助手是苏锡嘉，阎老师选的助手是周明德，娄先生选的助手是我。
1989年1月，中计学会会计基本和会计准则研究组在上海金山石化召开第一次研讨会时的合影
1989年1月研究组第一次研讨会在上海金山石化总厂举行。时任中计学会常务副会长的杨老在开幕式上了谢明会长的贺信，并发表了讲话。研究组组长、副组长等十五位参会者作了大会发言5。娄先生在会议上作的主旨发言最后以“研究我计理论和会计准则，促进会计实践”为名在《会计研究》上发表（娄尔行、张为国，1989）。其要点及贡献我已在两年前特为纪念娄先生100周岁寿诞而发表在《会计研究》上的“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娄尔行教授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中概述（张为国，2015）。下面总结一下杨老在此次研讨会上发言的主要观点及贡献（杨纪琬，1989）。
第一，“会计原则”和“会计准则“的关系。杨老指出，会计原则和会计准则这两个名词都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前者英文为accounting principle，后者英文是accounting standard。两者在英语为主的国家经常是混用的。他支持多数同志的，按照这一事物的本质内涵和中国文字的习法，使用“会计准则”，以避免概念上的混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计原则”按中国的文字习惯一般指较高层次、较理论化的规范；而“会计准则”涵义较为广泛，可包括多层次的规范。另外，若将这些作为会计规范作为法规性的，称“会计准则”也更恰当。
第二，会计准则在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体系中的地位。杨老认为，会计准则在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体系中的地位可以如下关系表述：
其中杨老特别指出，会计准则不同于会计制度。这里的会计制度，主要是指企业和经济单位为进行会计工作，按照国家统一自行制定的会计制度，它应根据会计准则来制订。如果说在会计准则颁布以后，仍然有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和部门行业的会计制度，那也应该根据会计准则来制订。他还指出，今后，会计准则与统一会计制度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完全取代、同时共存、两个层次。但无论哪种情况，必须明确的是会计准则不同于会计制度，更不等于会计制度，它是对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如果我们搞出的会计准则雷同于过去的统一会计制度，那么这种就没有必要了。
（三）有关会计准则的内容和层次。杨老指出，理解会计准则的内涵与外延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去观察。横向指会计准则的内容，纵向指会计准则的层次。其中会计准则的内容指搞些什么准则。杨老指出，过去的会计制度主要是按行业分类。会计准则显然不能按行业去制定，而只能按经济活动的内容进行分类。有关会计准则的层次，杨老赞成多数人的观点，将会计准则分为基本准则、一般准则和具体业务处理准则三个层次。但他认为各层次的准则都应是比较实而不是虚的，政策性、统一性、群众性、效益性等等就不应该包括，因为这些是不限于会计领域的“原则”的原则，无论从事会计工作还是其他工作都不能违反，正如“四项基本原则”那样。
（四）有关制定会计准则的步骤。杨老指出，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搞出一整套会计准则，而只能成熟一个、出台一个、从无到有，从易到难，逐步形成系列，还要兼顾一般和急需。在此，杨老再次讨论了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关系，富有远见地预测了他们在未来的。他指出，从五十年代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三十年一贯制的老观念，把会计制度仅仅限于国家管理机关财政部(还包括各部和省市财政厅局)制定的那一套，而把基层单位自己定的那一套划在会计制度之外。这种概念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发展的方向应该是逐步缩小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把一些非原则性、非规范性的东西，逐步让给企业自己去。这样，到最后，全国统一会计制度中剩下的也就是会计准则了。
（五）有关会计准则的制定者。研讨会上发言的专家们都讨论了会计准则的性质、范围、层次，会计准则与会计原则、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目的、会计特征、会计制度、会计实务等的关系。会议原则通过的研究组文件也涉及研究组旨、任务、组织、工作程序、形成会计原则说明和研究报告的程序及成文格式、选题方案等。会议没讨论最终成为法规性的文件究竟应当有谁来制定的问题。为便于研究制定会计准则的工作，杨老表明了他的观点。他指出，本研究组的几位组长都是博士生导师，还集中了我国一大批会计界的专家，搞出来的产品，在理论上的权威还是可以的，但不具有法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会计法》财政部管理全国的会计工作，所以，会计准则也应该由财政部来制订发布。研究组将提供智力服务，其研究一方面向社会公布，供大家讨论;另一方面作为，报财政部，作为制定法规性会计准则的基础。
此外，杨老在发言中还讨论了会计准则与财政、财务、税收管理体制的关系，会计准则与整个经济体制的关系，借鉴外国与总结我们自己经验的关系，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的关系等。
杨老的发言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他专家在会议上表达的观点，但他的发言又更切合中计工作管理体制的实际，这是与他本人1949年起四十来年亲自参与、领导我国的会计管理工作紧密相关。
可喜的是，此次会议使我计准则的研究制定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会议一结束，财政部就成立了会计准则研究组，并将会议达成的共识，包括杨老在发言中的观点，写进会计纲要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的工作规划中。在这种情况下，在研究组第二次专题研讨会于1991年初在上海召开后，杨老和几位组长商定，既然财政部已将研究组的许多想法接过去，并已展开切实的工作，研究组就不再做发表会计原则说明之类文件的工作，以避免重复和冲突。
1992年春天南巡后，我国开始全面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为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财政部加快了会计准则研究制定的步伐，并于1992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基本）准则》，随后又在中外方专家的帮助下，形成了近40个《企业会计（具体）准则》征求意见稿。而杨老这位我国统一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之一，又成了由适应计划经济的统一会计制度向适应市场经济的会计准则过程中的式的人物。
1991年，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后，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教育工作。当年11月，浙江省财政厅和浙江省会计学会特邀杨老、娄先生和阎达五教授等去杭州宣讲。由于娄先生正在养伤，他就推荐我去参加。当时我新婚不久，夫人小郭随我一起去了杭州。没想到，此行却留下一个意想不到而又十分温馨的插曲。我们当时住在浙江大学的宾馆中。第一天晚上约十点，杨老突然来敲我们夫妇住的房间，问“您们带结婚证书了没有？”7我答“没有。”他说:“没带结婚证书怎么能住一个房间？”于是，杨老就将我从新婚不久的妻子身边硬拉到他房间。那天杨老和我这个年纪比他小一半的年轻人海阔天空，聊到很晚才睡。第二天在我作报告时，我太太又随杨老一起去杭州周边参观考察。从此，杨老也开始对我太太象对我本人一样予以父辈般的关怀。我每次见他，要是我夫人不在，他总问“小郭怎么没来？她现在怎样了？”现在杨老离我们而去已近19年，但每当我们夫妇翻看1991年杭州之行的留影，总回想起那一温馨的插曲，杨老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父辈形象一直在我们脑海浮现。
90年代初后，杨老在中计学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机构的行政领导担子逐步卸下，但继续在我计中扮演的角色。而我本人从1991年起逐步开始担任上财会计系副主任、主任，1992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为博士生导师。那个时期，我每年要去参加若干次重要的会计会议。而每一次去，我肯定会去杨老在老虎庙的家拜访。那时杨老担任会计准则中方咨询专家组组长，所以他和我谈的最多的是制定、颁布基本会计准则，和草拟具体会计准则中涉及的重大原则和实务问题。杨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典型的中国式贤妻良母。她一辈子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相夫教子。每当我晚上去杨老家拜访时，总是微笑着出来，用上海本地话轻声和我打个招呼，然后回自己的房间，从不出来插话、催促。的举止和娄及自己的母亲极为相似，因此，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就更为深刻。今年也是的百岁寿诞。每当回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一幕幕经历，自己心中充满敬慕与歉意。
那段时间自己另一最大收获是开始和杨老的博士生大汪建熙成为挚友。我和老汪及其太太郝荃在80年代初就开始认识，但交往并不多，因为当时我主要在学术界，而老汪夫妇主要在注册会计师界。南巡后，研究制定会计准则成为我计的中心内容。而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因是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上市公司高质量财务信息披露的需求，而高质量财务信息披露的基础就是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这种会计准则伴随证券市场发展而发展的历程在都一样。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成立。杨老的博士生大汪建熙出任首席会计师兼国际部主任，从美国杜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高西庆则出任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他俩成为证监会成立之初的两大技术支柱。证监会成立后，杨老担任了首届发审委委员。我去拜访他时，他经常结合证券市场和我计准则制定中的原则和实务、审计准则、及注册会计师监管等问题。由于这一历史背景，杨老总我多去找老汪讨教。因此，每当我去，总设法去在保利大厦内证监会的办公室拜会老汪。和杨老及老汪的这些交谈对我后来决定应邀去证监会任首席会计师，并履行好这一职务都大有助益。
当时上财主办过好几次重量级的学术会议，包括1995年在上海家化召开的中计教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以及1996年同样在上海家化召开的中计教授会第二次年会。受教授会首任会长汤云为校长的，两次会议召开前，作为教授会首任秘书长的我都亲自进京请杨老参加，也请老汪参加并做主旨发言。每次老汪都欣然接受邀请，并在百忙中安排出席。自上世纪30年代初美国证监会成立不久起，其首席会计师在美国乃至全球会计界一直是呼风唤雨式的人物。汪首席到会并作主旨发言，是对教授会年会的重要支持。他的发言也使感受到证券市场迅速发展后，推进会计，尤其是制定会计准则，加快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加强对其执业监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再者，由上财的会计博士生教学和会计研究方法的正处起步阶段，而会计领域的定量和研究多半以证券市场为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因此，汪首席的主旨发言对准备从事此类研究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师有很大的作用。
老汪是一个学者型、专家型的官员，他满腹经纶，地位显要，但为人谦恭，举止儒雅。有思想，有才华，但从不显摆；有，有威严，但从不以势压人。他是这一代中英语流利，又乐于助人和公益的典范。由于他的这些优良品质，再加他导师杨老的关系，我一下和老汪成为挚友。我是一个对谁都能处得很好的人，即使明知有些人的缺点，或与这些人意见不一，也不轻易流露。但无话不谈的人我总在极小的范围内。而老汪就是极小范围内的挚友之一。
作为后线年老汪重回证监会，并成为我的顶头。那时杨老已去世，在作为挚友的老汪领导下，我工作特别顺心也顺利。有时遇到一些难以协调的问题我有些急躁，老汪总是温文尔雅地为我降火。在兄长般的专业知音领导和下工作，线月，证监会决定由我兼任国际部主任，使自己成为双肩挑的干部；而证监会成之初老汪也是这样双肩挑的干部。证监会系统和会计界经常有人说我和老汪是一只模子里铸出来的两个专家型的官员。但坦率地说，老汪在和实务界的经历远较我丰富，从事的工作也远较我广泛，贡献也远较我卓著。与他相比，自己基本是一个就会计论会计者。
1996年夏天，老汪和证监会创始时的主要领导和一起离开证监会。证监会新领导在广泛物色的基础上，将我圈入老汪继任者的候选人之一，并托人试探我是否愿意接受。我第一想到的是去向导师娄先生请示。先生提了两个简单而又严肃的问题：一是上财会计系怎么办？二是您这个书生能当官，能担负起证监会这样单位监管者之职吗？
当时我决意接受证监会领导的邀请。一是由于我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间，对美国证券市场和会计发展的历史有些深入的研究，且在上财为硕士和博士生开过好多年相关的课程，清楚地知道首席会计师在证券市场中的职能和重要性，也清楚地知道首席会计师与会计职业界、会计学术界、以及会计以外各方面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二是有杨老和老汪这两个榜样，我知道在中国的下应如何扮演好首席会计师的角色。三是若我遇到什么困难，他们俩人是我最可信任的。四是在娄先生和杨老帮助下，我已在全计界，尤其是会计产官学界形成一个可互相依赖的同行圈，他们是我在证监会首席会计师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
接受证监会领导邀请时，我正在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刚巧，杨老也来，参加理工大学授予他杰出教授荣誉的仪式，并作专题。借此，我去杨老入住的酒店，向他请教了整整一个下午。杨老告诉我，他已知道我被证监会领导看中之事。他告诉我，证监会领导前些日子去医院病房看望他，快结束时，该领导向他讨教他大建熙从证监会离开后，究竟由谁接任为好。该领导向他隐晦地提了几个人，其中包括我。杨老说，他开始一惊，因为感到我这个书生怎么能来接受首席会计师之职。但又一想，综合各方面因素，我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因此，就点头称是了。
我向杨老讨教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杨老说，证券市场监管的核心内容或基础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建熙在任时已建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框架和主要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但信息披露的完整体系还有待充实，大量具体问题有待解决，监管队伍还需扩大，监管力度还需增强。另一方面，财政部在1992年颁布《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后，颁布了近40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但由于种种原因，尚没一个成为最终准则并颁布。而会计准则恰巧正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依据。尽快颁布具体会计准则的迫切性怎么说都不为过。
我请教杨老，作为首席会计师，我到底如何在这两方面发挥作用呢？杨老给了我一个简明扼要的高招：与财政部好好协商，财政部职权范围内的就推动和协助财政部做；证监会职权范围内的就推动证监会做；两家职权重叠的就抓紧一起做。
在财政部做的方面，推动财政部（1）从1997年中起紧密结合证券市场的需要，颁布《企业会计（具体）准则》；（2）逐步使会计准则的制定以满足投资者、债权人的信息需求为首要目的，并与纳税为目的的会计核算分离；（3）借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东风，全面推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4）摒弃实行了数十年的由财政机关审核企业决算的制度，代之以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并从上市公司做起。
在证监会做的方面，推动证监会（1）大大扩充高质量的会计监管干部，使之成为证券监管系统最大的专业队伍；（2）充实完善完整而又层次分明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体系；（3）在股权激励计划、非经常性损益等方面暂无会计准则的情况下，颁布信息披露规则，使相关行为规范化，也便于实施监管；（4）加强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和审计意见的定期全面总结分析工作，对存有问题的，采取非行政处罚性的监管措施，严重违规的依法严厉查处，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中介机构的行为更趋规范；（5）明确既在境内又在境外上市的公司不能在境内境外报表采取不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使按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编报的财务数据的差异迅速下降。
在财政部和证监会两家共同做方面，推动两部门（1）建立了半年一度的执行证券业务会计师事务所监管例会制度，促使这些事务所提高执业质量；（2）建立了财政部会计司、证监会首会办、中注协及两证券交易所组成的五方联席会议制度，以及外加央行和银行监管机构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及时解决监管过程出现的问题，包括尽可能消除不同部门间不该有的标准不统一的问题；（3）建立了与会计和审计相关的特殊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制度，为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在入世后改制上市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础，特别是使这些金融机构的财务会计和报告水平及内控水平较快地与国际的水平靠近，为这些机构的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上三方面的工作具体做起来，难免部门之间由于职权和不同而有不同意见。当遇到严重的疑难杂症时，我总是登门向杨老请教，在他帮助下试图找到走出迷境的途径，有时还请杨老亲自帮忙疏通调解。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杨老和娄先生早年为我所作的铺垫，没有杨老和老汪的榜样作用，没有杨老面授的工作方法，没有老汪在证监会创建初期奠定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和会计监管的底子，我绝无可能一开始担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就迅速而成功地打开工作局面，甚至有可能象导师娄先生一开始提醒，以及杨老一开始感到的那样，因当不了京官而早早地退回学术界。
谈到自己一开始担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就迅速顺利地打开了工作局面，不得不提及我到证监会不到一个月就面临的琼民源案，及杨老在此案查处过程表现出的高风亮节。
琼民源1988年在海口注册成立，1992年在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STAQ）系统中募集法人股，1993年在深圳上市，成为当时在深市的5家异地公司之一。上市第二年，公司便开始走下坡，经营业绩不佳，股票无人问津。公司1995年年报显示，每股收益不足0.001元，年报公布日其股价仅为3.65元。两个月后起，股价以4.45元起步，在短短几个月内窜升至20元，翻了数倍。在被某些无形之手悉心把玩之后，琼民源成了1996年中国股市中的一匹大黑马。
我是1997年1月9日去证监会就任首席会计师的。不到两周，即1月22日，琼民源成为深市首家公布1996年年报的公司。年报披露1996年度实现利润5.7亿余元，新增资本公积金6.57亿元，每股收益0.867元，净利润比前一年增长1290.68倍，分配方案为每10股转送9.8股。年报一公布，公司股价进一步升至26.18元。因监管机关的要求，春节刚过，即2月1日，琼民源刊登补充公告，说明年度巨额利润和新增资本公积的来源。
由于琼民源年度利润和新增资本公积来源严重成疑，股价又异常急升，证监会立即调集各方力量进行稽查。此案也成了惊动国务院领导的大案。最终查处结果为：公司被终止上市，董事长和财务总监被判徒刑；负责年报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被处，直接承担审计任务的该所海南分所被撤销，分所主要负责人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被吊销，签字注册会计师被暂停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承接评估业务的事务所被暂停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事务所中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也被暂停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
此案一个重大而又之点是，该公司的审计师是挂靠在财政部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而该所当时在国内事务所中专业队伍力量最强，质量最高。自80年代初成立起，该所在我国中所作的贡献也非常大。鉴于此案的严重性和性，证监会领导要求我经常亲自去杨老家向他汇报案件调查进展及发现的问题，并在专业上向杨老请教。杨老对我说，证监会调查发现的许多问题让他感到此案的严重性，并帮助我从各方面进行分析，支持我的工作，也支持证监会的查处。证监会的查处报告拟就后，为避免差错，财政部专门成立了七人组成的专家组，对证监会的查处报告作鉴定。作为专家组的杨老和我在酒店同住一个房间。专家讨论接近尾声中午在房间休息时，杨老私下对我说，“小张，我主管会计工作几十年，不会犯糊涂。请放心。”由此案，我对杨老高超的相关理论、实务、政策、法规功底，以及高风亮节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设想，若杨老当时要求回避，或保持沉默，或对证监会的查处质疑，此案就不可能很快结案，这一中国证券市场和会计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就有可能以不同的结局栽入史册。
在推动会计准则发展方面，琼民源案件仍在查处过程中时，财政部相关方面的领导和我商量，由证监会领导出面，财政部加快会计制度的步伐，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是尽快颁布具体会计准则、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证券公司会计制度。而之所以第一个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是有关关联交易披露的，是因为琼民源虚计的巨额利润，虚增的巨额资本公积都来自于关联交易。
在推动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方面，此案直接触发了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琼民源案件查处接近终了时，刚巧赶上各方面正为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作准备。时任证监会领导找我问，“为国，作为首席会计师您觉得，由琼民源案件，证监会有什么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讨论决定的？”我明确地回答：“在我国已开始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在证券市场已发展到现在的程度，会计师事务所仍然都是公家办的，这显然不行，必须进行！”事实上，当时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一百余家会计师事务所大多数是挂靠在财政主管部门下的，包括各省市自治区财政主管部门下基本都有一家，各省首府所在市财政主管部门下基本都有一家，沿海主要城市财政主管部门下也基本都有一家。此外，主要部委、上财、厦大、东北财大、立信、上海社科院等会计力量较强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下也各有一家。这些事务所在初期确实曾作出过难以磨灭的贡献，但到1997年的下，它们确实已到了进行体制，的时刻。经过讨论，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成为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的措施之一。
无论是在具体会计准则出台的过程中，还是在会计师事务所脱钩过程中，杨老仍都在扮演的角色。1998年10月，财政部成立由张佑才副部长为的第一届会计准则委员会。杨老为七位委员之一12。虽然那时杨老癌症已转移，但他仍抱病出席成立仪式，对准则委员会工作予以支持。杨老是后恢复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的旗手和领导者，他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88年11月成立时的首任会长。后我国大的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在杨老的关怀和指导下成立壮大的。因此，当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经历脱钩改制大潮时，这些所的领导都去杨老处探讨如何实施这场前所未有但又的。
杨老是典型的江浙知识，身体消瘦，但抖擞，思敏捷，口齿清楚。与同时代我计界的老专家相比，他一直显得比较年轻。但大自然却非常不公平地对待这位全国数以百万计会计人尊戴的。1994年，杨老得了癌症。但他一直密而不宣，几乎很少人知道，而且一直工作。1997年起，杨老癌症转移，且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时，我们家刚搬去正西航天桥外的恩济庄住，而杨老也已搬到正西万寿和西翠交叉口的财政部住宅楼。两地在一条直线上，相距非常近。因此，我好几次去探望重病中的杨老，并偶尔就非常难的专业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当时，杨也已病重住院，一对恩爱一生的老夫妻却不能在一起相互照应，那怕互相投去爱慕关怀的眼光，互相感受已熟悉了数十年的气息。看着杨老孤身一人在住房内倍受病痛的，我心里无比难受。杨老一再跟我说，他躺在床上不能随便动，因为动得稍重一些，不知那部分骨胳会断或碎，而且没法再复原。
我和杨老都是上海人。经过十五六年的交往，我非常清楚杨老最喜欢吃的是哪些典型的上海菜，而自己做上海菜的手艺还可以，因此，就设法做些杨老最喜欢吃的上海菜给重病中的他带去。原料没有的，就设法专门从上海带或从的餐馆里买。水晶虾仁、清炒鳝丝、荠菜肉米百页包、马兰头拌香干、老鸭汤等等。当时，杨老已很难。因此，每次我只能带一小碗，希冀他那怕能尚上一两口。当他看到心爱的家乡菜而露出一丝笑容时，我心里是那样的高兴，心酸而又激动的泪水只能含在眼窝中不敢流出来。
前面提到1992年去杭州宣讲基本会计准则时杨老第一次见到我太太小郭。以后我们每年要见好几次，他也一直看着我们儿子慢慢长大。1997年1月我太太和儿子随我调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而到生活，杨老和我们全家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多，他非常喜欢我们活泼可爱的儿子。杨老病重我去探望时，他总问起我太太、儿子怎样了，一定要教育好孩子，而且在说话已非常困难，已非常难动时，仍特别交代一定要让我们儿子在的好学校就读。至今杨老已离开我们近19年，但他的这份关爱之情我们全家难忘。
杨老和娄先生是上财前身国立上海商学院--我们共同的母校，差两届的系友，以后又在老上海高校任会计学教授。1949年后，杨老随他们俩的安绍芸来开创新中国的会计管理事业，而娄先生一直留在上海从事会计教育事业。但他们半个世纪一直心心相印，互相支持，引领中计事业的发展。杨老躺在病榻中时，仍关心着曾经的系友和会计事业的紧密战友，总简单而亲切地问我“娄教授现怎样了？”对杨老，娄先生也一样。娄先生因帕金森氏症较杨老早好多年行动不；那时，杨老仍健步如飞。但万没料到的是，杨老却早于娄先生离我们而去。
两年前，娄先生100岁寿诞时，我在《会计研究》发表长篇纪念文章，概述先生的会计学术思想和贡献。今年是杨老100岁寿诞，我与杨老的大老汪商定，撰写一篇纪念文章。酝酿了好长时间，终成本文。目的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位我国数以百万计会计人崇戴的伟人，希冀杨老这一代开创的我计事业能一代代相传，并能以更辉煌的成就告慰这些先辈们14。
杨纪琬.1987b.加强会计理论研究，推动深化会计在中计学会1987年年会上的工作报告.会计研究.5.
杨纪琬.1989.关于会计准则的若干问题在“会计原则专题理论”上的讲线.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娄尔行教授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会计研究.10.
汪建熙、陆建桥在本文形成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丁平准、齐振梅、乔元芳、徐洁、应唯、张俊瑞、周守华、周晓苏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此深表谢意。但本文的任何错误由作者负责。
参加这次对我国高等院校本科会计教学有重大影响的会议的还有上财徐政旦、瑾、周颂康、刘霆，厦门大学常勋，中国人民大学王庆成，中央财大魏振雄，东北财大谷祺，中南财大朱信诚，西南财大黄伯殷，江西财大朱普瑞，财政部教育司张军等。
参加那次研讨会的包括：陈锡祜、陈毓圭、陈元燮、丁平准、韩淑芳、韩锡贞、蒋岗、蒋增湖、金、李爽、李中、刘捷、刘永福、陆永炜、牛佃庆、孙德金、孙毓斌、唐勋、王迪平、王计平、王又庄、徐治怀、阎达五、叶克明、余秉坚、于玉林、于增彪、俞信棣、钟礼华、钟伯江、周恩成、周舜臣、周晓苏等。那次会涉及面较广，相关部门和实务界的参加者较多，而来自纯学术界的到不多。
事实上，杨老那几年在许多会议上就引起的会计问题作了发言，内容涉及以下诸方面发展对会计的影响：多种企业组织形式、多渠道筹资、多种联营形式、企业隶属关系变化、多种价格、税利分流、工资制度、总会计师制度、注册会计师制度、电算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见杨纪琬（1986，1987a，b，c，1988a，b）。
参加这次对我计和会计准则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会议的还有（按姓氏的拼音顺序）：包启敏、曹冈、陈信元、陈亚民、陈颖源、陈元燮、陈毓圭、丁平准、方之龙、郭守贵、韩传模、韩淑芳、金铭穈、李成章、林燕、卢恩健、王迪平、王棣华、王平、王允孚、万寿义、海、吴艳鹏、咸一琳、项有志、张俊瑞、张超、赵明奎、周为熙、周晓苏。
前排左起：张为国、娄尔行、叶麟根、李宝震、杨纪琬、金炳华、石成岳。后排左起：王松年、徐政旦、张婉如、叶孝理、汤云为、朱根林、陈凤谷。
左起：张为国、林美花、李志文、林文雄、戴玉光、郑振兴、凯瑟琳雪珀、杨纪琬、余秉坚、汤云为、汪建熙
左起：王湛生、邱家赐、殷立基、陆德民、陆德民太太、我们儿子、龙永雄、陆德民儿子、汪建熙、王湛生太太、我太太小郭、郭旭东、张为国。
由左起为耿建新、汪建熙、董大胜、冯淑萍、斯蒂芬泽夫、楼继伟、保罗佩克特、张为国、孙铮、陈毓圭。
另外五位委员为（按姓氏拼音顺序）：冯淑萍、葛家澍、汤云为、张为国、朱祺珩。可惜委员之一的葛家澍老师没参加成立仪式。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按姓氏拼音顺序）：陈毓圭、程晓佳、崔华清、高大平、韩粤、李玉环、刘光忠、刘玉廷、陆德明、穆国新、沈小南、王鹏、应唯、于小旺、原红旗、、周守华、张雅琴、朱海林等。
合影中后排左起为原红旗、刘光忠、周守华、王鹏、沈小南、李玉环、应唯、张雅琴、高大平、陈毓圭、程晓佳、、陆德明、崔华清、韩粤、穆国新、于小旺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在杨老指导我成长，支持我工作中，在背后支持我的杨老的儿女们。还想特别感谢的是我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期间，先后直接领导我的证监会领导周道炯、范福春、陈东征、汪建熙、李小雪，直接支持我工作的财政部分管会计工作的前后各任部领导张佑才、李勇、冯淑萍、王军，直接与我卓有成效合作的财政部会计司两任司长冯淑萍、刘玉廷，中注协三任秘书长丁平准、李勇、陈毓圭，还有财政部会计司所有各任副司长们、中注协所有各任副秘书长们、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办公室我的所有副手们、以及财政部会计司、中注协、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办公室的其他所有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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