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金字旁的女孩名字
因为声称可以低价拿到各大品牌产品,网红“猫娘”一度备受推崇,每次“上新”,都有一大群粉丝等着抢购。5月底,有粉丝举报称,自己在“猫娘”店铺内购买的名牌眼镜是假货,此后越来越多的“假货”出现,“猫娘”夫妇选择潜逃出境。
深圳市龙岗于10月16日通报称,在网上销售3000多副假冒品牌眼镜的网红“猫娘”于某,被当地警方跨国追逃后回国自首,并被批准,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红大V利用名气变现。如今,知名网红大V利用社交平台开店,面向粉丝售卖商品的现象非常普遍。但网红推销的产品,其质量是否能与本人的名气相符,似乎仍需要打个问号。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调查走访。
2013年,“猫娘”注册了名为“美Pi猫娘”的微博账号,开始做彩妆的分享和解答,并且在出国时偶尔会帮别人带一些化妆品回国。2016年,已拥有近30万粉丝的她来到深圳,创立了自己的珠宝公司,做起了珠宝网店的生意。同时,她还从日本和韩国的专柜代购彩妆及日化产品放在淘宝网店上出售。截至案发,“猫娘”的微博账号已经拥有62万粉丝。
此次东窗事发,也正是源于微博。今年5月30日,有网友在微博“猫娘”的店铺销售假冒名牌墨镜等产品。随后,“猫娘”店铺被淘宝方面予以关店处罚。
此后,深圳龙岗警方抓获了供货给“猫娘”的上线。据上线交代,“猫娘”在明知是假货的情况下仍然以每副200元的价格购买了3000副假冒某品牌的眼镜。负责侦办“猫娘”案的深圳市龙岗六约案件侦查队副队长钱兴意介绍:“通过多方面取证,包括对她的供货商的打击,最终我们确认她是明知所售眼镜为假货还销售的行为。”
购买假冒品牌眼镜后,“猫娘”以每副428元至468元不等的价格在其网店出售。据警方调查,仅靠出售这款眼镜,半年内“猫娘”的网店销售额就达到了190多万元。
市民印小芳曾在“猫娘”的店铺买过商品。“售价18800元的镯子,拿到手之后感觉很不值,质感不好而且很重,后来认识了昆明的小伙伴,托她在当地买了新的,让店家看了‘猫娘’出售的18800元的镯子,人家说也就是价值五六千元的货,这闷亏我吃到现在也没地方说。所以,我也明白了为啥她家不支持退货,二手闲置平台上转都转不出去”。
一位曾在某公司做售后客服的知情者说,本名于某的“猫娘”上线第一批眼镜时,也不敢太声张地卖,只是在微博上发一个链接,为了不被淘宝迅速查杀不写品牌名,购买时间5分钟内就抢光了,然后迅速删除商品链接。
这名知情人称,公司代表人、于某的丈夫杨某平时不过问珠宝经营,主要负责品牌货的售后处理。知情者称,杨某告诉售后人员,如果有买家怀疑是假货,只要对方不闹,钱和货都可以不要。
钱兴意告诉,于某在一系列事情上计划周密。在卖货环节,于某在微博给60多万粉丝发布商品秒杀信息预告,饥饿营销,再准点在网店上货,商品描述模糊不清、不提及品牌,3000多副眼镜几分钟被抢光,然后迅速下架商品链接,规避监管。且于某进货用现金交易,快进快出,执法机关也难以到大量现货,取证难度极大。
在售后处理环节,于某夫妇善于处理假货投诉,只要不闹大,赔钱赔货都行,息事宁人。最终被公开举报售假闹得人尽皆知后,于某迅速电脑硬盘、公司,转移尾货、账单、遣散员工、统一口径,一边谎称要负责到底一边要,实际上连夜转移上千万元财产逃往国外。
钱兴意介绍,由于电子认定难度大、实据极少,警方最初立案难度极大,办案取证过程几次面临中断。“‘猫娘’作为网红售假所得利润极大,一次秒杀就有百万元的毛利,但违法犯罪成本极低,办案执法成本极高,若不是警方和阿里打假特战队到底,‘猫娘’依然能逍遥自在、卷土重来,造成的影响会更加恶劣”。
但如果只是“网红现象”,那么结局是很悲剧的——流量的追赶、资本市场的抛弃会让这些网红的人气泡沫在短时间内破灭。于是,“网红电商”的模式看上去很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今,粉丝规模在10万人以上的网络红人数量持续增长,较去年增长51%。其中粉丝规模超过100万人的头部网红增长达到了23%。“网红经济”进入下半场,用时尚博主的标签打入网红市场已不再讨喜,人们开始转向接地气、多元化、复合型人设的新需求。
2018年艾瑞咨询对网红经济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网红流量变现的表现依然亮眼,2017年与广告主签约的网红人数占比达到57.53%；网红变现方式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广告、电商,签约、直播、问答和内容付费等形式开始兴起；网红经济的产业链也渐趋完善,MCN机构(自账号)替代个人成为新的核心。
而诸如“猫娘”,在其开始售假前,也可算是网红变现的探者,只是走歪了,坠入深渊。事实上,网红利用社交平台售假并非个例。今年3月,有就曾对抖音、快手网红大V售假、社交平台成假货橱窗的现象进行报道。
“我之前是她的铁粉,从大学开始跟,她在微博上一直说自己亏本高福利,毕竟老公家有钱,但是也没人这么傻吧,毕竟和粉丝也是素不相识的。后来觉得‘猫娘’发微博八面玲珑,说话滴水不漏,面面俱到,觉得太假,就粉转人了。”作为曾经的粉丝,在读研究生的林可涵向记者这样总结“猫娘”的经营之道,“微博上一片,众星捧月。之前的好老公人设在一场骂战中被吐槽,就立马改掉了,看来是很想迎合消费者的口味。从珠宝做到衣服,再到眼镜、拖鞋,最后开始定制鞋子。搞不清楚她到底是什么商人,难道什么有钱做什么,只要几十万粉丝跟随就永远有钱赚。真的是女人的方方面面都想到了”。
但问题是,诸如林可涵这样的年轻人,并非看不清所谓网红经济背后种种可能的猫腻,但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红“带货”或者直接销售的商品仍是趋之若鹜,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采访中,业内人士也坦言,实际上除了粉丝打赏这条之外,卖广告和产品才是网红的经营之,而这也是所谓的网红们最为重要的变现之道。从感情、豆瓣才女到手作名厨,网红人设一茬接一茬,寻求变现的内核却从未改变。网红们几乎都是利用人设连接粉丝黏性,商业化之,变现之也仿佛有了一定的数和套。
“我就是心甘情愿被你种草(网络用语,指宣传某种商品的优异品质以诱人购买——记者注)!”这种说法已经成了现在的网友向他们喜爱的网红表忠心的方式。如果“求口红色号”是普通粉丝的开场白,“求求你多发点广告吧”就是“亲妈粉”甘用钞票投票的最高应援了。
兼职时尚博主3年的京城姑娘林萌(化名)在小红书上拥有5万多粉丝,她总结说,要想获得品牌青睐,打造网红人设,必须点满4项基本技能:穿搭有自己的风格；有更新的动力；平衡吸引眼球跟保持风格之间的度；有人拍照、摄像。
时尚博主HelloDaH也曾在《如何成为一名博主超赚钱?工作状态?》一文中描述过网红行业对“专业性”以及“人设运营”的高要求:一个人没法活成一支队伍。需要专业人来做专业的事。有能力集结各个领域能手,才能更高效率的达到目标。
网红经纪公司鼓山文化CEO冯子末早在2016年就曾说过一个的事实:“不是人人都能成为网红。”要在鱼龙混杂的网红经济中大手笔地分得一杯羹,重中之重是“讲好故事”,“理好牌面”。
“广告是网红变现的首选方式,因为网红是内容生产者,有极强的内容驾驭能力,粉丝对其极易产生共鸣,并且由于网红的个人魅力以及极高的粉丝忠诚度,使得粉丝对其内容中的广告接受度较高。销售产品则需要通过对粉丝的引导来实现。”从事主播经纪人以及相关推广行业的周芳西向记者介绍说。
在采访,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网红们最盼望的,就是能以“种草机”的人设存在于网友的印象里,因为无论是发好看的照片、做有趣的视频还是辛辛苦苦码功课写文章,“带货”才是网红辛勤输出能力和效果的直接体现,因此持续“带货”能力的背后是一个网红的综合能力。不会“带货”的网红不是好网红。
如果谈到网红的盈利模式,虚拟物品是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变现方式,但是,凭借虚拟物品变现,通常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红,多以年轻女性为主。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变现方式便是销售商品。
在某电商平台有十余年经营经验的岳亦如对记者说,在社交电商平台就有很多网红淘宝店。以某网红鞋店为例,发展初期有这样的特点,“首先,它们延续了服饰网红的产品风格；其次,网红就像女鞋店铺的‘伯乐’,挖掘了第一批具有风格和性价比的店铺,也了内容化、产品化的运营方式,善于利用微博、微信等免费的社交平台引流；最后,从时间点看,他们都有意或无意中抓住了网红店铺迅速发展的这几年”。
“显然,网红店铺已经从最早的服饰向其他生活用品发展,并且已经打造成生态链和产业链,而社交以及电商平台上的网红店采用图片、直播等方式直接卖商品,这与凭借虚拟商品套现相比较,显得更阳光。网红能够被互联网认可,网红们的网上店铺功不可没。”岳亦如说,不过,网红们的店铺并非一番风顺,以身价1200万元的以短视频出名的某女性网红为例,爆红后于2016年6月首开淘宝店,变现之,“打着网红同款名号,卖起魔兽类似款创意T恤,创下36分钟内完售297件T恤的惊人纪录。可是,不到三个月后,这家由网红开设的淘宝店陷入停摆状态,当时出现超过100天未更新商品的情况,网店客服也无人应答。网红想单靠卖东西赚钱,越来越困难”。
周芳西告诉记者,几乎每个网红都想到了卖服装赚钱的方式,这其中有80%在电商平台开有自己的店铺或者在社交平台上卖货。以服装为例,对于其来源,有业内人士透露,网红肯定不会自己开厂生产,而是寻求别的厂家委托生产。更有网红直接将订单外包,由别的淘宝店给自己的网店发货。
在服装市场经营女装生意的韩玲则对所谓的网红商业模式感到无奈。有着十多年经营经验的韩玲看不懂一些网红店,“一些粉丝几乎不考虑品牌、质量等因素,仅仅因为自己追捧的网红推荐了、展示了,就盲目疯狂地下单购买”。
为迎合年轻人的消费方式,韩玲还是找到中介,试图找网红合作,但价格却令人咋舌。100万以上粉丝的网红,一次直播推荐报价300万元；50万以上粉丝的网红,一次直播报价100万元。“这样的出场费,够好几年的利润了,实在请不起”。虽然不能直接请网红直播推荐,韩玲还是想参与到网红经济中,好在后来有网红主动联系她,网红在网上的订单由韩玲代发货,也就是把订单转卖给自己。
“我发现,粉丝下单的服装价格多为299元、399元,而网红给我的最高出价才50元。对于这价格,我要想就只能发最差的货。”韩玲无奈地说,一些网红所展示的服装,有的质量、款式和最终实际发的货并不一致,网红展示的往往是最好的那款,但粉丝依然不顾一切地追捧。
“比如有些网红,从以往销售已有品牌产品到自创品牌或者代理一些新品牌,对其产品资质的管理几乎就是‘自己说了算’。这种依赖个人信用度背书的方式非常脆弱,一旦网红、大V缺乏足够的专业鉴别能力,或者为了追求,干脆置应有流程于不顾,甚至知假售假,就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严重损害。”周芳西说。
对此,中国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说,假货在客观上了健康的社会经济秩序,正规企业的发展空间,挫伤社会的创新意识。网红通过社交平台销售电商平台的商品,因宣传推广行为发生在电商平台之外,如果存在欺诈或者售假等违法行为,电商平台事先难以及时发现,一般不对卖家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社交平台应加强对这些网红、大V的管理和注意义务。
“网红变现的法律隐患屡屡变成现实。”中国大学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获取粉丝的高额成本导致了售卖假货、博出位表达和低俗表演等违法行为。既然获取粉丝的花费如此之大,网红就开始了快速套现之。一方面,一些网红的素质普遍偏低,缺乏粉丝度,只能通过持续不断的“话题”或眼球的表现留住粉丝。另一方面,除了“传销式”层级获利外,售卖假货可能是变现最快的方式。
朱巍说,必须强调,绝大部分刷礼物的花费并非是本人的钱,背后常有所谓的“大哥”。这些花了大价钱赞助的商家,不乏生产和售卖假货者,他们花钱捧人,目的就在于利用网红流量违法获利。这些“赞助商”以微商为主,打着传销的擦边球,利用流量快速增加用户规模,以此获利再反哺高额的“粉丝税”,竟然形成一种特殊的生态。
“网红、大V网上售货近年来热度不断提升,原因在于电商正逐渐从以往的单纯卖货转向内容、社交为引导的新型模式,一大批网红、大V凭借其逐渐形成的个人品牌、数量众多的粉丝,开始进行软文、广告合作或直接卖货以实现商业变现。”周芳西说,由于这些网红、大V往往具有较强的用户黏性,许多粉丝对其所说的话不疑,变现效果也不断。不少平台出于引流和销售需求,对于此类现象也多有鼓励,包括培育扶持网红、大V,聘请其作为品牌、活动代言人或者采取与网红、大V共同销售某款产品的方式,实现深度。
“由此可见,网红流量变现既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又玩坏了社交电商模式,还损害了平台信用。目前,大部分平台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逐渐开始转型,未来的社交电商发展方向在于网络直播、去中心化有内容的UGC、互联网广告以及社交电商,这些领域都很难容得下被玩坏了的网红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之后,平台的责任早已超出传统电商领域,包括纯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社交电商平台,也因事实电商行为被正式入法。先行赔付、连带责任、审核资质、信息安全、内容安全、安全保障义务等都成为社交电商平台新责任体系的重中之重。”朱巍说,在社交电商的大风口下,彻底去网红化才是最终之。
深圳市龙岗16日通报称，在网上销售3000多副假冒品牌眼镜的网红“猫娘”于某，日前被当地警方跨国追逃后回国自首，并被批准，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0月15日，记者从深圳龙岗了解到，“猫娘”已于8月19日被检方批准。8月14日，其上游供货商也被抓获，据其指认，“猫娘”是知假售假。目前该案已处于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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