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后期,金耀基在大学攻读学硕士学位,1959年6月,王云五主持了金耀基的毕业论文答辩,金耀延安特大凶杀案基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本思想之史底发展》,版以《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为书名出版。1967年5月,王云五邀请金耀基做商务印书馆经理兼总编辑。此时,金耀基正准备留学美国,于是回信一封,详述五点理由,既表敬谢,又婉言谢绝。1976年,金耀基在剑桥工作,依旧与王云五信件往来密切。王云五谈及吴讷孙《未央歌》普及本出版半年即销售7万册,并约请金耀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剑桥文集》。金耀基回信提到一些出版的具体事宜及要求,王云五全部答应。
《有缘有幸同斯世》也写到了金耀基与历史学家钱穆的交往。在他眼里,钱穆“生在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写书著文有一股对抗时流的大力量在心中,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由于“一生为国故招魂”,“从结识钱先生后,我总觉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说很少有可以谈话的人了。应该说自五四以来的学术流行后,钱先生在心灵上已是一位的文化人了。他与当代的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有大隔,但他耐得住大寂寞,他有定力,他对自己有些著作之,极有自信。”对于自己的著作在出版,钱穆颇感欣慰。经由金耀基的细心观察和记录,晚年钱穆的心绪跃然纸上。此外,书中还写到了费孝通、李约瑟、朱光潜等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金耀基先生的现代化研究。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迈开了追赶现代化的脚步。迄今为止,仍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
在金耀基先生这里,现代化和现代性显然是“正在进行时”。现代化在经济上意味着工业化、市场等,在社会上意味着于之外的各种民间组织……这些要素,与中国秦代之后两千多年的君主制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之下的“三纲五常”已经不适应于现代社会。而金耀基先生也曾说过,传统文化里面,颇有一些与现代性无法相容的内容。遗憾的是,有些学人对现代化缺乏了解,对于传统也缺乏深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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