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样上他改了很多，英文的摘要都是他自己写的。他很谦虚，在编辑修改过的地方，他特别在旁边写上‘感谢’”
论文发表10天后——2008年4月8日，“‘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学习座谈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这一天，是上海交大112周年校庆。座谈会被邀请的官员和专家，还将在次日上午到接受的会见。
这篇论文酝酿了很长时间。的老同学、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余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4年，他到家里做客，期间听他提到了中国能源危机。“这不是个困境和。”很有信心地说，“我们有这个能力和智力去迎战，去解决这个问题。”
之后的一个星期天，专门请张国宝等专家为他讲电机发展现状，听课者还包括他的夫人。“他们听了一上午，还作了笔记。”刚刚就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张国宝在4月8日上海交大组织的座谈会上透露。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龚汉忠说，2007年，自大学毕业60周年时，学校就开始筹划让他在学报上发表一篇论文，为建校112周年校庆献上一份厚礼。“他准备这篇论文用了很长时间。对论文很严谨，数据都要经过仔细论证。我特别的是，他引用别人的资料，都是一一严谨地注释出来，毫不含糊。”龚汉忠说。
“他对这篇论文很投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党委、研究员周大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和马富才、宁吉、韩文科3人主要是为写这篇论文提供素材、搜集数据，并提供咨询。
马富才现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宁吉任职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科是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
“一个从最高领导人这个位子上退下来的人写论文，肯定不同于普通科技研究人员，他会考虑文章发表后的影响。”周大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2008年2月28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拿到原稿。和常规一样，这篇论文也要经过学术评审。首次被邀请的是翁史烈——上海交大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上海交大能源研究院院长黄震。他们提出的被反馈给，其中部分被采纳；此后，又要请马富才、宁吉、周大地和韩文科4人审查，并经再次修改。
“文中的‘二氧化碳’是中文，我们按照论文要求，就要改成英文；图表要求中英文对照，来稿只有中文，我们就加上英文。原稿注释和参考文献都放在文末，我们改为注在文中，便于阅读。”龚汉忠说。
“本来在2007年定好的这一期栏目全换了，特别安排了另外13篇‘能源与动力工程’的文章，与之呼应。”龚汉忠说。
论文发表后的反响在意料之中。一则题为《学长在我校自然科学学报发表重要文章》的消息，仅在上海交大网站上就有18000多次访问，很多学术期刊现在都表示要转载这篇论文。
4月份的第一周，上海交大还在各院系学生中组织了学习这篇论文的座谈会，学生反响强烈。翻译成英文后将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英文版)上发表。国际能源署很快告诉翁史烈，他们看到了这篇论文，并为文中5次引用他们的数据感到高兴。
1989年3月，时任上海市委的回到母校，作了一场报告。因为长三角地区是缺能、用能大户，报告的主题是能源。内容被整理成为《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刊登在当年第三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
“学术功底比较深，英文功底也很好，在报告会上经常插些英文单词。” 交大学报编辑部主任龚汉忠说。
同年4月，受聘为上海交大兼职教授。上海交大原校长翁史烈回忆，说自己接受聘请有两个目标：一是致力于学术；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结合上海实际，做一些科技、管理方面的研究。
上海交大本打算请做第二场学术报告，但由于他在1989年6月当选会总未能成行。于是，报告的形式换成了在当年第六期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论世界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新特点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战略问题》。
龚汉忠称，前两次发表的论文每次都要用时半年，文稿经由上海交大党委办公室转送上海市委，返回后再送到学报编辑部。如此往返数次，认改。
“在校样上他改了很多，英文的摘要都是他自己写的。他很谦虚，在编辑修改过的地方，他特别在旁边写上‘感谢’。”龚汉忠说。
“这篇论文对我们是指导也是鞭策，表现了同志对能源工作的最大支持。”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上海交大组织的座谈会上说。
作为此次“大部制”中被“加强”的两个部门之一，国家能源局将给外人展示耳目一新的新形象。张国宝在座谈会上称，首先要转变作风，增加透明度。他说自己在担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主任期间，办“振兴东北网”就提出“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社会共同参与”；其次，要体现科学，准备成立专家委员会和顾问咨询机构。
张国宝表示将积极推动中国参与核能开发的国际合作。短期目标是解决生活中的能源短缺，中期目标是大力调整能源结构。中国现在的核电只占总装机容量的1.3%，而国际水平是16%。长期目标是对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做好重大项目规划。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庞昌伟教授认为，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把能源上升到高度，把能源结构调整作为中国能源安全的重点。这是领导人高屋建瓴的展望，也是结合工科专业背景和领导经验做出的前瞻性思考。
此间的背景是，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九五”期间经济高速增长，能源消耗增长下降，在紧迫性上没有那么高。1993年，提出了“经济全球化”，并努力构建俄罗斯和中国能源合作，此后中石化、中石油改组上市。
“九五”期间，油价低迷，同时资源国私有化浪潮高涨，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有良好的外部。而在今天，众多资源国开始重新国有化，中国又处在重工业化中期的最后阶段，能源消耗处于上升期。
“从国际上说，能源主要是石油，可供开采的时间不长，国际平均水平石油还能采40年，而中国远低于国际水平。”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陈诗一表示，“石油将来供给很紧张，供需矛盾会越来越大。”
而这恰恰是能源安全的一个重心——专家指出，以前中国石油煤炭还出口，现在石油是净进口。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能源高消耗结构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要增加石油消费产量，在国际框架里就会发生摩擦。这是中国能源面临的国际。
国外评论：中国退休元首撰文讨论能源问题，似乎传达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增长最迅速、人口最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需求，业已成为全球焦点。曾影响经济的石油危机的阴影，如今则对高速增长的中国亮起了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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