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去年3月14日A9版刊发《高校打印店囤上百份盗版教材》，对周边高校打印店展开调查，发现这些小店公开承接“私人订制”复印教材业务，为此有的复印店会囤上百份盗版教材。时隔一年，青年报记者走访大学校园内复印店，发现这里仍公开承接复印教材业务，其业务从校内扩至校外，甚至中小学教辅书在此被批量复印进行“团购”销售。本报去年3月14日A9版刊发《高校打印店囤上百份盗版教材》，对周边高校打印店展开调查，发现这些小店公开承接“私人订制”复印教材业务，为此有的复印店会囤上百份盗版教材。时隔一年，青年报记者走访大学校园内复印店，发现这里仍公开承接复印教材业务，其业务从校内扩至校外，甚至中小学教辅书在此被批量复印进行“团购”销售。
3月9日，北青报记者来到海淀区学院某大学周边的复印店，这些店多分布在学生生活区食堂附近和教学楼里，一所学校至少有七八家打印店。这些小店大多只有三四平方米，一到课间和休息，小店被来来往往的学生主顾挤得水泄不通，不乏前来复印教材的学生。
北青报记者走进去询问是否可以复印教材或书，店里工作人员回答：“可以啊，印几本？”环顾四周，不少同学也来此复印书籍，有的复印教材，有的复印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中外参考书。店家坦言可承接复印教材的业务，价格大多是双面打印每张1毛，胶装2元，双面复印4—5分，单面复印1毛，量大则可以优惠，如果要装封面就加2元，数量大还有价格优惠。
在房间的一角，记者发现还有一摞尚未装订封面的中小学教辅书，余温尚存，该复印书的封面上写着《中小学生自主学习丛书——导学·测评·拓展（九年级 数学）》，出版社为联合出版公司。“这是接的外面一个中学班的订单。量大的话，我们还可以直接送过去或走快递。”店家说道，“我们现在有一半的业务来自外面的中小学和培训机构。”至于每日这样的教材和教辅业务量有多少，店家摇摇头答：“这个我们没法估算，每天都不一样，反正开学这一阵算最忙的时候。”
其实，早在去年2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五部门下发《关于开展部分重点城市高校及其周边复印店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全国40个重点城市严厉打击高校及其周边复印店的盗版复印活动，遏制住日益蔓延的校园盗版势头，高校云集的，也被列进当年的专项治理名单。
针对此《通知》，国家版权局官网发文要求，要以案件查办为着力点，对高校及其周边复印店的盗版复印活动予以严厉打击，有效遏制部分城市高校及其周边复印店盗版复印扩散蔓延势头。
但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个校园复印店家对此“并不知情”，“复印书的生意做了好多年了，没听过来查”。采访中也有复印店老板称，不复印写有作者姓名的那一页就没啥事儿。
对此，北青报记者致电12330知识产权援助与投诉举报热线，询问高校复印店“盗版复印”为何没有强硬措施进行管理。工作人员回应说，对于复印店印刷书籍的一般盗版行为，应该由著作权人举报，但实际情况是面临多重困境。首先是复印店操作隐蔽、流通迅速；而取证过程相当繁琐和困难，“得由著作权人持有相关到法院起诉复印店”。
根据《著作权法》，如果侵权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如在书市、展销会，大规模地售卖复制品、盗版书”，可以由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违法所得，、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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