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学杰
于丹在其新书《有味是清欢》中写道：有一次，一名大学刚毕业的男孩子曾在节目现场问我：“老师，我是一个留在打拼的外地学生，刚刚参加工作。我所在的企业很大，但我薪水不高，职位也几乎从最低做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升职。我跟女朋友现在还没有钱买房子，只能租房子住。在这么大的城里，我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内心非常困惑。有时候，朋友请我去吃饭、唱歌，我都不好意思去，因为没有钱回请大家。您说我怎样才能幸福？”我跟他说：“刚才，你给了我几个信息：第一，你现在有份不错的工作；第二，女朋友愿意跟你同甘共苦；第三，你还有一大帮朋友，经常请你吃饭，说明你人缘还不错。首先，对于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讲，要想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非常不容易。其次，现在的剩男剩女这么多，找到相爱的伴侣也不容易。再次，在当下的生活压力下，还能有一帮交心的朋友可以分担忧愁、分享快乐，也是幸运吧。这些你是不是已经拥有了？”
“当你因为没有鞋穿而哭泣的时候，想想那些失去双脚的人。”于丹用这样的思维来劝解人。照这个逻辑，大概不会有不幸福的人了。穷得一无所有的，你至少拥有健康；健康也成问题的，你至少还拥有生命。
倘若于丹碰见的是罗炼，又会作何言呢？2003年，罗炼放弃高考从湖南农村到广东打工，先后做过保安、油漆工、跑过太阳能和房地产生意，2008年中秋节那天，工厂发给罗炼一盒月饼，他吃了2个、留下2个，并在月饼盒内留下一张纸条后悄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他在纸条上写道：“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我为何提起罗炼呢，因为周濂在新书《的可能》中思考了罗炼现象。周濂没有面向内心在思想的技术层面上做纠偏，而是探讨了运气与问题。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罗炼。”“罗炼的悲剧不在于社会亏欠他一个成功，而在于社会亏欠他一个获得成功的社会与条件。”
《的可能》是一部哲学随笔，周濂结合当下现实问题，深入浅出地将枯燥的哲学概念延伸到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在我看来，作者主要探讨了人之责任与义务，特别是对于知识。他认为“在任何时代都有足够的行动空间，让个体承担生活和的责任。”
作者认为知识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身处利益纷争的时代，公共知识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到利益的旋涡之中，但与此同时，他们有足够的意志和往后退一步，尝试着去质疑的权威、大众的以及的。”他揭开了“到叙拉古去”的谎言。“按柏拉图的说法，既为哲人，则必已见过至善的，满足于自足的沉思生活，不为名利所诱，又为何要自讨苦吃地返回洞穴？因此，柏拉图说哲人与发生纠葛，多是情非得已，因为‘如果你不去管人，却让比你坏的人来管你，这是一个莫大的惩罚’。柏拉图的这个解释不无道理，也不可全信。雅典人柏拉图从未置身于狄奥尼修斯父子的下，自然就谈不上摆脱更坏之人的。三赴叙拉古，对哲人来说绝不是参政，而是自身无法在现实世界实现其理想的而主动为之。”作者对口是心非的思想家的可谓透彻犀利。
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说：“如果要对所有知识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即尽可能地在人格、和观念上，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维特根斯坦这样评价叔本华：“可以说，叔本华有着一个十分的心灵。也就是说，尽管他有所精致，到了某个程度这种精致会突然地衰竭，这样一来，他便显得了。真正的深度在哪里开始，他的深度就趋于终结。可以这样来评价叔本华，他从不探讨他的。”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他从不探讨他的”，送给那些从来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每个人都应正视自己的责任，至少也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如泰戈尔所言：“人越是能够将心比心，他就越是真正的人。这个真理不仅是主观价值，而且表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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