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起因于2001年9月11日法国著名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在于王元化的对话中重提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不过他并不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贬低中国哲学,而是主张哲学作为文明的传统,乃是源出于古希腊的东西,而中国文化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一种文明,但并无贬意。随后便在国内展开激烈讨论。关于此问题讨论上世纪前人已经讨论过,只不过新一代的学者重复前人的辩论而已,最后却也不了了之,与期间对于相关的讨论结果无异。
关注于这个讨论事件本身,从目的的角度来讲,也是当代学者想把我国古代思想用哲学语言加以明释,或者是汉话,把中国哲学,亦即中国古代思想在地位上与哲学平起,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自尊心问题。因为在,特别是欧美的大学里,哲学系并无中国哲学一门,关于我国古代思想的介绍,也只能在历史系或者东亚系才能见着。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关于中国哲学性问题讨论,关于其讨论激烈程度、哪些学者进行讨论等过程,笔者并没有对此细致的了解,只了解了事件的起因和结果。但笔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上个世纪初的讨论,并且需要此史料明释自己的看法。
众所周知,哲学一词自上个世纪初介绍到中国来时,已经经过一番讨论,并接受和确立哲学一词,1912年大学开设哲学门,其后各个大学也相继开设哲学一系,哲学这门由西洋来的学科被国人所接受并教学。
先说说王国维与张之洞之争。光绪三十年月(公元1903年),晚清颁布由张之洞审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张之洞设计的这个新学制之中,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单独开辟了科大学,而且设置了相关十一个门类以具体强化。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学制没有哲学。在《章程》公布之后二年(光绪三十二年,公历1906年),王国维发表题为《奏定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直接该《章程》--该《章程》根本之误在缺哲学一科而已。王国维主张将哲学科目作为各科之基本或核心课程--除史学科以外,哲学概论课程皆被列为各科课程科目之首位。
王国维的主张最后得到普遍认同,其间虽经张之洞通过兴办存古学堂以力图,但大势难逆,终未能行。但后来的事情才令人遐想。
与哲学成为学科的同时--1912年--王国维开始真别哲学。是年,他再次东渡日本,但是此次王国维做出了一个极端的行为:了早年自编的《静庵文集》。为何他要专门此书呢?这与此书的内容密切相关。该书为王国维早年自编文集,收其原载《教育世界》之有关哲学、美学、教育学论文凡十二篇。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可以说,此书正是他沉浸和崇尚哲学的标志,他之所以此书,正是以此明志:告别哲学。自此以后,王国维全面转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范围。1925年,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出任该院导师,正式进入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最高。
再次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影响力也就不多说了。但《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了卷上,而没有卷下。胡适写道: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如将来有解决的可能,还得靠科学实验的帮助与,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故哲学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科学实验的方法。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已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未的叫做待证的假设。这意味着他事实上不再认为中国有所谓哲学。这与傅斯年对胡适的影响有关。傅斯年在1926年致胡适的信中表达了对哲学的反感,认为哲学只是出自语言的惯。他说: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11]傅斯年之厌恶哲学,也不是出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而是出于科学主义的史学立场。所以,胡适后来转而提倡科学主义的国故学或者国学。便放弃了中国哲学史的著作计划而改为写中国思想史。
不过就最终其结果,也直至今,仍为当今主流观点,中国哲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乃是特殊和普遍之间的关系,哲学就是一般哲学的标准形态。
自哲学一词传入我国至今,其讨论也是众说纷坛,最后以勉强普遍接受的观点而不了了之,其引入者以及开拓者最后也是放弃。因此,笔者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中国哲学性问题讨论这个讨论事件的看法是,只不过是一位国外学者无意的一句话的民族自尊心问题罢了。
先放结论:笔者很庆幸中国哲学不(严格意义上)。如果哲学是一个集合,中国古代思想是一个集合。所谓哲学的一般性,是哲学的子集,同时与中国古代思想的集合所交;所谓哲学的特殊性,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真子集,并且不交于哲学的集合。
为了阐述方便,以下将所谓哲学的一般性称为哲学、哲学和中国哲学,哲学的特殊性称为中国古代思想。当然,也不必纠结于此处的称谓,只是为了阐述方便,懂其意就行。
哲学,代表着智慧,从哲学的起源以及发展来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因东文化差异,两种哲学思想体系必然不同。如果硬是要汉话,把中国古代思想用现代哲学体系语言解释,那么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就是哲学的真子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思想在水果的范畴里讨论,哲学在植物的范畴里讨论。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哲学解释不了中国古代思想,甚至有些方面为对立态度。
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第四章《人所展现的》(韦启昌译,第57页)里这么写到,谦虚是美德--这一句话是蠢人的一项聪明的发明;因为根据这一说法每个人都要把自己说成像一个傻瓜似的,这就巧妙地把所有人都拉到同一水平线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这世界上,似乎除了傻瓜之外,再没别样的人了。
又或者,中国的孝文化,亦或亲关系,这种关系在欧美很淡。诸如此类,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哲学无释。
此外,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可以说是为人处世之道,而就不同,众所周知,现代许多学科,都是从哲学里划分出去的。中国古代思想侧重于为人处世之道,哲学侧重于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寻求一个本体,来解释。并且同时,孔子和王阳明等反对著书立说,因认为如此不有利于思想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表达,特别是王阳明朱熹理学,大肆著书。
纵观历史,自诸子百家,经过几百年战乱,到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主流思想文化,虽然是独尊儒术,但古代君王并没有放弃法家和等,只不过是以为主而已。此后,五胡乱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大一统、女真人建立清朝,无不一被汉化,再到社会主义建国,马克思也被中国化。几千年来的思想,绝不说被就会被掉。
如果中国古代思想被哲学所解释,所彻底容纳在其体系下,那将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湮灭。从王国维和胡适之后的行为可以看出这一点。
也可以理解,那时清打开国门,清虽然,但许多有识之士却主动到求学,为了与守旧派对立,为了救国,对学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完全包容。从梁启超先生身上便可看出,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1906年,王国维在他主编的《教育世界》第129期上刊登了一张自己的半身照片,题为哲学专论者社员王国维君。从此题词上不仅可以知道王国维其时不仅正处于研究哲学时期,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哲学的和向往。王国维发表张之洞的言论正值此年。王国维所沉浸和信服的哲学是什么哲学呢?严格来说,是近代的启蒙哲学。考察王国维哲学思想的范围,其上限大致不出17世纪。尽管他对古代希腊哲学有所涉及,但是其眼光和视角也是启蒙哲学的。
1958年1月10日胡适为《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台北版写的自记中说:那时候(1929年),我在上海正着手写《中国中古思想史》的长编,已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我的意思是要让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单独流行,将来我写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后,我可以用中年的见解来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
以上资料便不难理解为何王国维和胡适对于哲学的态度转变,刚才是抱着救国的把知识搬到中华大地上,这当然是无比正确,但在哲学问题上,由于早期对于哲学的认识不深,不成熟,与其他学科一样在大学设哲学门。
回过头来,不得不看看当初反对哲学一词在中国的张之洞。在张之洞看来,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不同于的共同体。对于这一共同体,所含载的思想就是权威性的意见,或者说共同的,也可以说是世界观。要中国社会的稳定,就必须。就来说,维持整个社会伦理的是教。中国虽然没有意义上的教,但就其伦理的指导思想来说,则是思想。就思想之社会效用来说,两者则并无二致。中国之,即是中国之教(张之洞等《学务纲要·中小学宜注重读经义存圣教》),虽非教,而有教之。
如此看来,虽然王国维和胡适等人早期尝试用哲学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但最终无不与张之洞目的一样,传承着中国古代思想。虽然张之洞的态度极端,完全哲学,显然是不成熟的。
但如果非要解决中国哲学性问题,我的看法是,在现代社会下对中国古代思想取其精华,舍其糟粕综合哲学重设。
因中国与文化差异,哲学体系无释中国古代思想,这是一百年来的事实;同样,虽然也许无人用中国古代思想解释哲学,但无疑肯定也是无释。因此,对于哲学的一般性问题,可以用两种语言加以阐述;对于中国所特有的哲学问题,则以深入发展,建立自己的特色。
二十一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性问题讨论其实也就是民族自尊心,但中国发展到今天,既然无法,那就不罢了,因为严格意义上中国古代思想确实是不能等同于哲学,也无法归纳,既然中国无哲学之名,那就无哲学之名,但却有哲学之实,也就是千年以来的,发展,不做无意义之争。或许某个将来,在国际上的地位超过所谓的哲学也不是没有可能。
近年来的国学热,孔子学院等国学学校的建立也说明了这一点,倒不如把纳入必修课,虽然语文课本上的大部分文言文早就承担了这一工作。
【4】黄玉顺:《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的性问题再讨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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