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力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1976年上山下乡， 1978年2月至1988年1月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至2001年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工作，历任副馆长、馆长。2001年调入国家图书馆，2001年2月至2015年12月任副馆长，2015年12月任常务副馆长。
我生长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父母亲都是教师，教了一辈子的书。受家庭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书。又因为父亲曾是历史老师的缘故，我从小就喜欢历史。
不幸的是，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十年中度过的。那时，能读到的书很少，能读到的历史书更少。县城里有几家书铺，一分钱可以看一本，于是，只要有了钱，便邀约上几个小朋友一起去看书，然后乘书铺老板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相互交换，为的是多看几本。完了，回到家中，很兴奋地告诉妈妈：我今天一分钱看了三本书!上小学时，我家就在学校里，楼上是教室，楼下是家，因此我常常在上课下课十分钟的间隙里，飞跑回家，把姐姐藏起来的小说——基本上都属于那时候的“”，偷偷翻出来匆匆看上几页，然后又赶紧跑室上课。看过的书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初中语文课本中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岳飞枪挑小梁王》和《最后一课》。上中学时，同桌的父亲在工作，那时里堆了不少“”中抄家来的书，一次，他偷出一本书借给我，书名已经记不得了，是一部，字很大，还是线装的，看了半天，也看不明白，就只好放下了。
有一年寒假中，父亲很神秘地带回一部大某山民（姚燮）点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原本精装的书已经很破了，装订的锁线也断了，书被分成了几部分。因为是从人家那里偷偷借来的，限期归还，于是父亲看一部分，母亲看一部分，姐姐看一部分，我看一部分，看完大家互相交换，不管前后顺序，前言后 记也来不及看，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大某山民”是个日本人。
少年时代，有两种书对我影响很大，至今难忘：一是“”中修订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一是中华书局在“”前编辑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前者使我从书中初步认识了奇妙的，也培养了基本的科学素养，后者则使我对古人的世界产生了兴趣，并爱上了古书。
幸运的是，我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后不久，1977年恢复了高考。听介绍，我以第一志愿考进了四川大学历史系。更加幸运的是，本科毕业后，我又考上了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成了徐先生的“关门”。
读本科时，我选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晋国成文法的形成试探》，研究的内容是春秋时期晋国成文法律产生的原因、过程及意义。晋国成文法，虽然属于法律的范畴，但多少与图书有点关系。作硕士研究生时，我选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今本〈竹书纪年〉研究》，这是我第一篇专门研究“书”的学术论文，也是我第一篇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论文。作博士研究生时，因为我的研究志趣在“书”，也更喜欢作文献考证，本想以《〈史记六国年表〉考证》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但是一位研究生指导小组的老师提出，博士论文最好还是要有理论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只好放弃了最初的选择，但对古书的兴趣未曾稍减，心想，待博士毕业后再完成这个题目。不承想，难料，待我顺利地完成博士论文答辩、憧憬着成为历史学家的时候，阴差阳错，却被分配到了四川大学图书馆工作，成了一名图书馆员，真正应了陆放翁的诗句：“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从1988年开始至今，从四川大学图书馆到国家图书馆，我已经在图书馆工作了二十九年。其间，我做过阅览室服务、古籍整理与编目、图书采访等工作，后来，又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工作之余的学术研究，大多也是与图书、图书馆、图书馆事业有关。
二十九年来，我天天与书特别是与古书为伴，曾经编纂过《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主编过《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古籍善本联合目录》，担任过《中国古籍总目》的副主编兼集部主编，写过一些古籍方面的研究文章，算是对中国古籍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因此，从很早开始，我就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图书的书。1996年，我在出版了《中国图书史》，那是一本二十来万字的小书，是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但过于简略，并且侧重于图书印刷与收藏史。这书出版后不久，我就发愿，要重写一本更加详细、能够跳出传统图书史偏重于印刷史和图书收藏史窠臼的《中国古代图书史》。现在，书写完了，马上将与读者见面，是否达到了写书时所定的目标，是否能够为专业研究者提供参考，是否能够给普者带来一些关于中国古代图书的基本知识，我期待着读者的！
在小书即将出版之际，回首过往，需要感谢的人有许多许多，包括老师、同学、朋友、同事。小书初稿完成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于浩先生曾做了初步的编辑工作，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本书责任编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建廷先生为本书的编辑修订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申报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的过程中，匿名的评审专家也给小书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提供了部分书影，本人也从一些专著、网站上采录了部分书影，这些都为小书增色不少。
妻子邱永辉是我大学本科、研究生时的同学，一直从事印度历史、文化和教研究。三十多年来，我们相濡以沫，共同扶持。我曾经在二十年前出版的《中国图书史》后记中写道：“要向我的夫人邱永辉表示感谢，如果没有她的支持与督促，这本书可能才刚刚写完提纲哩！”现在有一句流行语：“重要的话要说三遍！”这话真是不错，从上本书出版以来，她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督促我，承担了主要的家务，让我有信心写完了这本写了二十年的小书。说来也是有缘，她的《印度教概论》也入选了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因此，我要特别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给了我们夫妻二人这份特殊的荣誉。
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不仅生我养我，了我做事的原则和方法；也是他们，让我很早就爱上了书，在那不让读书、也无书可读的年代，尽其所能为我提供读书的条件。可惜的是，我的父亲走得很早，在他生前，没能看到他儿子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第一部学术专著。现在，僅以此书给我的父亲母亲。
最后，我要感谢书。书，伴我成长，伴我工作，伴我生活。书，给了我知识，给了我事业，也给了我世界。因此，我便写了这本关于书的书，以此回馈书对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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