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虽然只是流传不到二百年的对联，却极为自信地写出了湖湘文化的繁盛，而湖南邵阳，自西周召伯甘棠布政、春秋白善垒土为城，绵延至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邵阳北障雪峰之险，南屏五岭之秀，资水横贯，邵水交汇，河山毓秀，人杰地灵。我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北伐名将谭人凤、威震四海的蔡锷将军、创作了《马》、《游击队歌》等著名作品的作曲家贺绿汀等人都来自这个湘西小城。或许真是造化神秀吧，他们身上竟有着不约而同的悲天悯人、心怀的壮志情怀。
他就是刘戟锋，1957年出生在湘中邵阳市的邵东县。他深沉地热爱着这方水土，也拥有这方水土之上萦绕盘亘的赤子之情。高中毕业后当过一年半的农民，一年零三个月的民办教师，一年零五个月的工人，于1978年春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师资班，作为优秀本科生毕业后留任教研室教员;1987年秋考入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1990年9月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防科技大学任教。已过之年的他，现为国防科技大学军事高科技培训学院院长、少将军衔，中国自然研究会理事，国家“四个一批”优秀理论工作者，“985工程”二期“信息化条件下军队工作与院校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负责人，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教材《军队工作学》首席专家，湖南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享受特殊津贴，国内著名科技哲学专家和军事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2013年，他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30多年来，在携笔从戎、强军兴国的追梦上，他先后在《》、《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自然通讯》等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世纪工程》、《军事技术论》、《武器与战争》、《哲人与将军》、《从物理战到心理战》、《虎狼之翼》等10部。主编《科学与和平》、《新格局、新思考》等16部。译著有《不幸的观念》、《科研与》等8部。主持完成全国、全军重大课题研究42项，科研在全国、全军评比中26次获重大项。
这些累累科研硕果，凝聚着他对哲学、对技术、对军事学术延续的睿智思考，更凝聚着他对民族、对国家、对军队未来发展的担当。
答:的确，你讲的很好!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就其善用和恶用而言，最明显地反映在生产力和战斗力的提高上。恩格斯曾经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我觉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剖析战斗力的问题非常正确。那就是说，军队战斗力的基本组成要素是人、武器以及人与武器的组合方式。
答: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如何从科学技术对军事影响的角度，来破解军队战斗力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趋势，最终，我得出了一点规律性认识。简单地讲，它就是，军人素质--从体能较量大智能较量;武器装备--从材料对抗到信息对抗;作战方式--从自然中心战到网络中心战。
答:首先，从人的要素来看，经历了从体能较量到智能较量。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人理所当然地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或者更具体地说战争对人提出的要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在军队战斗力要素演变的过程中，对应于军事对抗物质性手段从材料到信息的过渡，人的因素侧重点则经历了由体能较量、技能较量到智能较量的发展。
其次，从武器的要素来看，经历了从材料对抗到信息对抗。武器在任何时代的战争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无论人的素质高低，还是与人相关的知识多寡，都必须以武器为载体，才能最终形成战斗力，才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所谓科学技术运用于军事，其实首先是运用于改进作战手段，即改进武器，从而引起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由于技术的基本要素是物质(材料)、能源(能量)和信息，它们用于军事的结果，导致了武器装备的变化恰恰是从材料对抗，历经能量对抗，直到信息对抗。
最后，从人与武器的组合方式来看，经历了从自然中心战到网络中心战。人与武器的组合方式也就是作战方式，它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要素，它直接决定着军队的编制体制，是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关于科学技术发展与作战方式变革的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正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强劲推动下，人类作战方式或前后相继，或同时交错，或快速剧烈，或平和缓慢地经历了一系列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重要脉络之一，就是从自然中心战，历经机器中心战，直到网络中心战。
问:关于您刚才讲到的武器装备从材料对抗到信息对抗的发展演进，听起来颇有新意，您是怎样认识到这一点的?
答:关于武器进化的阶段划分，我曾经有过专门的研究。早在1981年暑假，我在国防科技大学面临本科毕业，利用暑假时间准备了一篇毕业论文，题目是《论宋代早期哲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文章送交教研室刘建统教授审阅后，他基本满意，只是感到联系现代科技太少。按照刘教授的意见，我另写了一篇毕业论文，题目是《对称与非对称:辨证的自然观》。刘教授对这篇文章也很满意。但是，临近毕业两个月时，刘教授从参加一个会议回来，专门把我叫到他家，以商量的口吻向我提出，能否联系军事撰写毕业论文。我犹豫了一会，鉴于当时国防科技大学已转隶军队，感到刘教授的意见是对的，于是答应了下来。当时我和刘教授共同敲定了一个题目，叫做《论科技进步与军事》，但如何写好这篇论文，我还真是心中没底。思考了一段时间后，我感到要写好这篇论文，一是必须从历史分析入手，二是要抓住兵器的进化这条主线。
答:当时学术界关于兵器进化的历史，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就是分为古代冷兵器、近代火器和现代核武器。我对此无从质疑，只是感到，这种分法必须要有一定的依据。依据是什么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发现，凡是作战，都要着眼杀伤，而杀伤人体都要应用能量。从古至今的兵器发明，尽管五花八门，都是能量的传递和转换装置，划分不同时期兵器的标准则是能量利用的不同方式。这样一来，兵器的发展就能划分为三个阶段:
这个图示后来被引用很广，根本原因还在于它使兵器发展的三阶段说有了立论的科学依据。这个图示后来先是出现在全军第一部自然教材中。后来也出现在我的《军事技术论》和《武器与战争》两部专著中。当时很为自己的一点创意而沾沾自喜。没想到就在这两部著作出版前后，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了，一种新的作战形态引起了的普遍关注。我在本科毕业时提出的这种分法能大体描绘从远古人类到现时代的战争，却并不包括信息战，而信息战恰恰是我们面临的最现实的战争。
答:钱学森在1995年国防科工委首届科学技术学术交流大会的书面发言中提出:“从人类历史的进展看，最初出现的战争是徒手战争;然后有了冶炼技术，才出现了冷兵器战争。继之，是由于火药的发明，才出现热兵器战争。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又导致内燃机的制造和其它机械兵器的制造，于是战争又进而演化为机械化战争。到了20世纪50年代，更因核技术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远程核武器。远程核武器的巨大力，再加上现在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便形成现阶段和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战争形式:核威慑下的信息化战争。”
钱老的分法虽然概括了信息战，给人以，但徒手战纯属偶然，因为你无法想象，作战双方会事先约定，战争中既不用石块，也不用树枝，至少弱者不会赤手空拳地就范，而机械化战争与热兵器战争、信息化战争又难免出现交叉重叠。为了更准确地概括物理战的进化历程，有必要对科学技术用于战争的历史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所以，从1996年以来，我根据技术的基本组成要素是物质(材料)、能源(能量)和信息，提出了武器演变的新的历史划分。这就是从材料对抗，历经能量对抗，直到信息对抗。
问:谈到信息对抗，记得您曾提到，近年来隐隐感到，虽然现代战争是信息战，但只有物理信息战是远远不够的，何出此言?
答:沉湎于对上次战争的特点、模式、经验的反思，是人类军事史上屡见不鲜的痼疾与通病。尽管军队的指挥官们深知，没有哪场战争是上次战争的重演，但刚刚谢幕的战争毕竟太富有吸引力了，它给人们带来了切肤之感或者切肤之痛，谈感论受自然大行其道，面向未来探索的微弱声音结果被淹没在大谈昨日经验乃至围绕昨日战争之冠名权争吵的强大吼声之中。以信息战为例，从其概念提出，到今天变得甚嚣尘上，至少也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了。二十年来，人们围绕信息战的特点、规律、战法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却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谓的信息战，是否就是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这般模样?对于信息战的理解，是否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
从海湾战争以来，信息的概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思考，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容易被偏狭地理解为单纯的物理信息。物理战发展至今，人们还在一味地追求光电对抗、自动、精确制导、定点打击、红外遥感、纳米技术、外空作战，难道除了毫无地如此这般物理学的，就没有必要跳出物理战的现有模式，对战争与科学的关系作一点应有的吗?
答:我们应该看到，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已呈现出多方称雄的局面。物理学也早已不是一枝独秀。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狂飙突进，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和如日中天，在交叉学科领域，系统学、信息学、协同学和突变论异军突起。特别是现代生物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已将认知的矛头直指人类进化黑箱，引起世界社会的广泛关注;现代心理科学及其技术的进步，更将探索的触角伸向人的意识、大脑和心灵，使人类的认识进入到一个广袤的天地。现代科学技术的兴盛和繁荣，必然引起科学与战争关系的改弦更张，依旧豪情独钟于物理学的做法，不过是于思维的习惯和定势，已成了自牛顿以来机械论在军事领域的翻版。
为了把握信息战的未来发展，我们有必要重温信息论。众所周知，作为现代信息论的奠基人，1948年C•E•申农关于信息的定义及计量方法一经提出，不少人就已注意到，信息的广泛用途，将涉及到计算机、生物技术和社会认知。遗憾的是，我们后来的人们却忽视了(或者说有意回避了)关于信息在计算机、生物技术和社会认知三个领域的基本含义。以至在很多人眼中，信息仅仅成了基于麦克斯韦方程的光、电、磁，仿佛它与DNA无关，与人的心理、无涉。只有掌握物理学知识的人，或者说，只有懂麦克斯韦方程的人，才可以谈论信息，把玩信息，决不允许别学科的专家插足。其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城市信息化，仅仅满足于通信网络等硬件设施建设，而军队信息化，也只是为计算机的大量购置敞开了大门。
答:是的。其实从产生机制来看，信息可以分成两大类:物质信息与信息。物质信息包括物理信息与生物信息，其中物理信息是目前信息战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样式，涉及到通常所讲的声光电等信息对抗模式和信息作战方式，生物信息则涉及生物基因等遗传信息，与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密切相关。信息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活动的。物质信息并不依赖于人的存在，但信息必须以人的思维为前提。信息主要包括事实信息、信息和情感信息三类，它们是人类活动的概念基础和思维基础。这就意味着，从信息论出发，所谓的信息战，其实存在三种样式，即物理信息战、生物信息战和信息战。
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孙子就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由此看来，物理信息战只是初步的、基础的，当然也是必要的信息战。就物理信息战与信息战的关系来说，前者是基础，是前提，但正如军事必须服从一样，物理信息战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信息战。从物理信息战拓展为生物信息战，最后达致信息战--那才是人类战争的最高境界
答:人类军事斗争发展的总趋势是从材料对抗、能源对抗信息对抗，从体能较量、技能较量转向智能较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上述阶段相对应，就形成了三种战斗力生成模式。它们分别是，古代战斗力生成模式--材料主导式武器+体能型军人+基于人工系统的体系作战;近现代战斗力生成模式--能量主导式武器+技能型军人+基于电讯系统的体系作战;当代战斗力生成模式--信息主导式武器+智能型军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
答:在物理战视域下，军队作战必须依靠能量。古代兵器只是传递能量的装置，其传递效能则依赖材料的性能，因此材料对抗是人类早期军事对抗的装备表现。也就是说，当时对抗双方谁在材料上占有先机，谁就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才有从远古人类的石制兵器、中国黄帝蚩尤涿鹿之战出现的青铜兵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铁制兵器，到汉代“百炼钢”的发明。
以材料为主导的武器装备，战斗力主要取决于作战人员的体能。在古代，材料的杀伤力依赖于人的作用力大小，因此古代战争中人的较量主要靠体能，其结果是个人英雄主义大行其道。而在科学技术欠发达条件下，人类的基本作战方式也只是基于人工系统的体系作战。
答:首先发轫于中国，持续了近千年。因为钢制兵器出现后，材料对抗就停滞不前了，战争的发展不得不人们依靠科学技术寻求武器的突破。直到公元10世纪，中国人首先发明了火药，从而为军事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示了全新的对抗视角。自此以后，靠材料取胜的局面被打破，人类的军事行动围绕能量主导式兵器的改进而展开，于是才有从火药枪、速射武器、高爆到核武器的发明。热兵器广泛装备部队后，体能对于军人的重要性是否大不如前。能量的杀伤力依赖于人的技巧，因此,近代军队的较量主要靠技能。技能是一种经验性的东西，它更多地依赖于人的后天学习与实践。
答:首先是表现在装备发展上。进入到20世纪下半叶以后，寻求比核武器更具力的能量对抗武器，已经失去任何意义。战争的发展再次人们依靠科学技术在武器的突破上另辟蹊径。就在能量对抗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电子计算机问世了。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结合的结果，使人们看到了军事斗争发展的新曙光。自此以后，靠能量取胜的局面被打破，人类的军事行动围绕信息对抗而展开。
它在军事上引起的后果，就是将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变军队的作战能力，使未来军事系统网络化、综合化，其主要元素间也将由功能互补智能互补，即成为一个既能发挥人的创造性，又能发挥机器系统高速度、大容量等特性，从而可以充分发挥人、机器各自特长的综合人机智能系统。运用这种系统，不但能进行作战指挥、武器控制、战斗保障、后勤勤务，而且能进行人员训练、军事科研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使未来战争成为全过程的智能对抗。
答:从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发展进程来看，往往首先是科学技术引发了武器装备的，然后才会对军人素质提出不同的时代要求，最后才有作战方式的变革。因此，要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对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重要作用，紧贴新的军事变革需求，把握科技发展趋势，不断增强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围绕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和新型作战力量建设，选准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技术领域，着力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通过科技创新，大力推进军队信息化建设，构建以实时、同步、精确打击为核心的体系作战新模式。
答:军事训练是人类军事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常备军出现后的产物，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最经常、最主要的工作。军队开展军事训练活动，与军队担负保家卫国的职责密切相关。实战化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因此，必须在思想上更新观念，勇敢面对明天，而不能满足于昨天，欣赏、沉浸于历史。
答: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会被用于军事、用于战争，推动、牵引着军事变革的节奏与步伐。今日军事训练与以往军事训练有何不同，关键取决于技术在军事领域有何新的突破、新的进展、新的应用。的确，曾技术的制约，面向明天的军事训练无法实现。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人们尚缺少能够正确描述、预测未来战争是何模样的技术，因而只能采取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办法。和平时期由于不具备学习未来战争的技术条件，作战方法也就必然落后于武器的发展。恩格斯的线世纪以前人类军事训练状况的真实写照。军事训练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终于在20世纪下半叶被改写。20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是确立了信息科学及其技术的龙头地位，从而掀起了全球性的信息化浪潮，改变了材料或者能源主导社会的历史。这一成就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就是引发了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改弦更张，使面向明天的军事训练成为可能。
答:是的，人类的模拟仿真手段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军事仿真技术的发展，推动模拟训练从静态模拟向动态模拟、从技术模拟向战术模拟转变，促进了实装训练与模拟训练的紧密结合。特别是基于作战实验室的战争预实践，大大降低了军事训练和理论创新的成本，已经成为研究信息化战争和进行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也使得军队面向未来进行训练具备了可靠的技术前提。自海湾战争以来20多年的军事实践表明，美军之所以再没有此前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那样的尴尬，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军事先进行了周密的作战模拟推演。如为了准备伊拉克战争，早在2002年美军就利用计算机技术打了一场“模拟战”，即“千年挑战2002”演习。所以国外军事评论家说，今天美军的战争都是首先从实验室打响的。
答:就是在装备训练中，要进一步扩大模拟的范围;在人员训练中，要进一步提高智能的地位;在作战训练中，要进一步发挥实验的作用。具体而言，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必须发展以训练和院校作战实验室为依托，以训练模拟系统为主体，以军事训练信息网和信息资源为支撑的信息化训练条件，不断增大军事训练的科技含量，努力提高军事训练的质量和效益。而人作为武器装备创新的主体，同时也是操作和使用的主体。在信息化条件下，武器作为控制能量的装置，对军人更增加了智能的要求。人与装备的有机结合体现在作战体系、作战方式中，贯穿作战体系各要素的灵魂则是信息。着眼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就要以作战任务为牵引，以一体化指挥平台为依托，以复杂电磁为背景，以战略战役训练为主体，以指挥员训练为重点，充分发挥作战实验室的功能和作用，把各类指挥要素、各种作战力量和保障单元纳训范畴，锻炼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组织指挥和部队行动能力。总之，人类军事斗争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应用到哪里，国家利益必然拓展到哪里，军队终将延伸到哪里，军事行动务必影响到哪里。我们只有始终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以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在信息化大潮中抓住机遇，实现军事训练的转型和发展。
问:探寻军事训练的未来发展，需要从技术维度找灵感，这让我想起您曾用类似的思维来关注战略研究，具体情况呢?
答:我们曾在《解放军报》专门写过一文“技术:战略研究的“阿基米德支点”。毕竟，在现代军事技术发展一高歌猛进，并开始左右着战略研究每一根神经的今天，一支军队对技术前沿的认知，已然成为一切战略运筹活动的逻辑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懂技术或对技术认识不深，正是我军战略研究的短板。尊重技术，了解技术，进而制定战略，转型发展，我们才能在未来信息化战场上拿到“入场券”，赢得主动权。
以当代战略研究为例，普遍存在两类现象:一类是从情报工作的角度，将外军动态讲得头头是道，我军该怎么办?语焉不详。另一类是从哲学思维转换的角度，讲得很有高度，也能给人，具体如何操作，没了下文。之所以会出现此两种现象，自然与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哲学思维及前瞻眼光等不无相关，但就研究范式而言，当代战略研究对技术这个特殊的“阿基米德支点”关注不够，或许也难辞其咎。
答:事实上，当代社会进步、世界军事变革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的“第一推力”。所谓的国家发展、军事变革、企业转型，也总是由科学的推动、技术的应用、装备的创新而发轫。因此，不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点、规律和趋势，就无解社会进步、军事变革的本质，更谈不上提出有效的战略对策。具体来说，技术线是战略计划的起点，技术规制是战略操作的方法，而技术认知则是战略实现的保障。
比如，对技术线而言，我们知道战略研究首先就得设定目标。目标高了，无法实现;目标低了，于事无补。判断目标之高低，关键一点在技术，在实现手段。一切科学的发现及技术的发明都离不开逻辑的论证与推导。因为，作为战略计划的起点，在制定技术线的过程中，诞生了技术线图的方法。今天的战略研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光有目标、设想，而无具体的实施步骤，充其量只是权宜的谋略，而非长久的战略。技术线作为战略计划的起点，它的是战略工作者的技术洞察能力。
谈的上技术线，技术规制与技术认知，我在此就不展开谈了。总之，我认为，伴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一高歌猛进，在当今战略与技术紧密耦合的时代，如果不懂技术，就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对策。善于找寻战略研究的“阿基米德支点”--技术，应该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理论自觉。
答:在院校工作嘛，自然就会对人才培养有较多的关注，这是职业所染，也是所在。早在2000年，我就在《高等教育研究学报》上发表了《建设数字化大学的初步构想》，两年后，我又在《科学技术与辨》上发表了《知识传授已不是高等教育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今年，我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MOOC:传统型大学面临的新挑战》。这几篇文章大致记录了我对人才培养与教育工作的思考。至于军事人才的培养，我曾专门写过一文《军人的梦想》，来谈这个问题。
问:大凡军人，都难免会有一个将来成为军事家的梦想。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最终能够如愿以偿。您认为，美梦成真的奥秘何在?
答:应该说，军事家的成才之，并没有固定、通用的模式。拿破仑一生征战，固然是世界的军事家;恩格斯只在炮兵部队有过短暂的服役经历，也被马克思尊称为“将军”;赵括饱读兵书，却成为天下军人的笑柄;诸葛亮一生并没有打过几场胜仗，其优秀军事家的形象却矗立。回顾历代军事家的成长道，着眼未来军事斗争准备需求，不难看到，在决定梦成梦灭的诸多因素中，军人个人素质是一个基本的条件。而在当代，以下三类素质尤其不可或缺:科技素质--未来战争神经的触角，军事素质--把握未来战争走势的轮舵
答:战争总是与科技密切相关。但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作为科学技术产物的兵器，进步也相当迟缓。如中国古代的兵家圣典《孙子兵法》明确将道、天、地、将、法列为战争五事，却并不言器，决非偶然，它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中，兵器的发展对战争胜负几无影响。因此古代人类在军事战略上尽管有一些天才的猜测、论断和遐想，但这些军事思想由于缺乏技术的支撑，过于超前兵器的发展，也就只能停留在宏论阶段而已。近代与古代不同，特别是哥白尼以来，一大批科学泰斗如日中天，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病理学各个领域捷报频传，科学技术进入了狂飙突进的时代。正是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武器装备变革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到19世纪30年代，克劳塞维茨在推出他的近代战争圣经中，虽然也大谈影响战争胜利的五大要素，却与孙子的战争五事相去甚远，“数学、统计”等科学因素受到明显强调。此后，从海权理论、大炮巨舰主义、机械化战争理论、制空权理论、核战争理论到高边疆理论、信息作战理论，兵器发展高歌猛进，左右着现代战争的每一根神经。
在今天这个科学技术已成为重要战斗力的时代，学科技、懂科技已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军队的一切建设都离不开人，所谓科技强军，也要依靠人对科学技术的获取、理解、把握和应用，因此，落实科技强军战略，就必须重视军人科技素质的培养。军队的一切军事训练计划，包括理论创新、内容创新、方法手段创新、制度创新，都必须围绕有利于提高人的科技素质来进行;军队院校的一切人才培养大纲，包括院校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环节设置，都必须把有利于提高人的科技素质作为首选目标。不论培养哪种任职需要的现代军人，都必须毫不含糊地具备的科学技术基础。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不是很受重视吗?但我们必须看到，联合作战的前提就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军事应用，其实质乃是科学技术的体系对抗。今天的军队指挥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不但要指挥人，更重要的是指挥装备，指挥科技，所以必须懂科学、懂技术，否则就是现代版的“纸上谈兵”。
答:科技素质是基础，但军人仅有科技素质是不够的。人类战争实践既需要科学技术，也需要军事理论。在军队建设中，科学技术是手段，军事理论是指南，缺乏军事理论指导的科学技术发展只能是无的放矢，缺乏科学技术支撑的军事理论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何依据科技进步创新战法，有赖于人的军事素质。科学技术的作用表现在，通过影响军队战斗力生成，进而影响到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但军事理论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如果说，在技术决的背景下，马汉的海权理论只是对几个世纪以来前人的海战实践作了一点总结，那么，20世纪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杜黑的空权理论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富勒、杜黑的理论不但基于科学技术的先期发明，更促进了后来装甲技术、航空技术的进步。也就从这时起，科学技术的战斗力倍增作用空前强化，而军事理论对科学技术的导向作用、牵引作用也逐步彰显。
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基于同等技术水平而依靠作战方式取胜的案例屡见不鲜。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坦克并未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到下一场世界大战中，当在无的扩张目的同现实能力不相适应时，接受了最初从英国诞生的机械化战争理论，并刷新成“闪击战”的作战原则。它要求先于敌军迅速集中和展开作战队形，保障战略的突然性，实施最强有力的首次突击，以便在交战初期即取得影响战争结局的决定性胜利。而实施这一作战原则的物质基础则是别国同样具有的坦克、机械化兵团和航空兵。由于“闪击战”的实施，使将坦克集中使用，能够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突击力，在一些主要方向上形成装甲优势，弥补了装甲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取得了对一系列国家速战速决的胜利。的“闪击战”又一次印证了“先敌制胜”、“在战争中迟缓就等于死亡”这些古训的现实意义，同时也给世界上了一堂重要的军事思想课:军事斗争中注意提高武器的技术性能固然重要，但不失时机地采用新的作战方法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将军的伟大与天才之处就在于根据军事技术的新进展及时变革旧的作战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手段的第一人。”
答:战争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是科学与艺术的有机结合。军事实践的高度组织性、激烈对抗性和性，要求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达成社会目的。而社会目的有经济的、文化的、教的，也有的。所谓战争是的继续，就是讲的不能仅从军事角度思考战争问题。军人必须懂科技、懂军事，也要懂、懂经济、懂文化。电视连续剧《我的兄弟叫顺溜》中有一个情节，讲的是在日本已经宣布投降的情况下，陈二雷还要追杀鬼子，陈大雷如不能有效陈二雷，即行击毙。类似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著名将领巴顿最后的命运，它们都说明仅仅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是不够的。《孙子兵法》将道摆在首位，反映的是一种;刘邦围困项羽时的四面楚歌，采用的是一种心理攻势;郑成功收复，展示的是一种民族;诸葛亮七擒孟获，体现的是一种人文气度。
事实上，《孙子兵法》得以流传千古而不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武并不单就军事言军事，而是将军事问题置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宏观流变中来考察，他的是“全胜”的思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2000年后，恩格斯之所以成为“将军”，也不仅因为恩格斯熟知人类军事史，而且善于从经济上、上看待、分析战争问题，他在《反杜林论》中对问题的经济分析，至今对我们研究战争问题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他在远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27年前，即做出了关于有可能爆发世界大战，以及对这场大战可能的范围和后果的著名预言，更受到后辈马克思主义者的推崇，被列宁称作是天才的预言。(参见《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63页)在中国战争年代，的《论持久战》脍炙人口，他关于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的四个因素分析，人们至今耳熟能详。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如果没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不可想象的。
总之，中国知识素有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优良传统和抱负，而《周礼》早就有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作为新一代军校大学生，其人文眼光、人文素质、人文情怀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了。
问:今天，人类战争形态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作为一种新的力量运用于现代战争，一方面在努力降低战争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在极大地增加战争的复杂性。战争指导艺术的未来空间在哪里，它会变得更广阔还是更狭窄?
答:战争指导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因为战争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战争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源自作战双方力量的复杂变化，另一方面产生于军事指挥员对形成、提升和运用战争力量的主观创造，而这种主观创造见诸于军事实践，便构成了战争指导的艺术。物质决定意识，战争力量的物质基础在本质上决定了战争指导艺术的创造空间。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军队战斗力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人、武器、人和武器的结合方式三个维度，对战争指导艺术空间进行历史考察，从而发现规律，未来。问:先谈古代战争指导艺术?
答:对。战法变换--古代战争指导艺术创造的单一维度，这是我的一个认识。历史上军事变革的勃兴，往往首先发轫于技术和装备。冷兵器时代，武器之间的对抗本质上是武器材料的比拼。青铜兵器取代石制兵器，精钢兵器取代铁制兵器，在新旧武器交锋中，材质的差异成为影响战争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然而，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迟缓，使得新武器材料的发明和应用周期往往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孙子兵法》大谈战争五事，却并不言器，正说明在武器方面，古代军事指挥员很难寻觅创造战争指导艺术的空间。不仅如此，材料主导式武器的对抗效能依赖于军人体能的发挥，但体能毕竟是有限度的。提高体能，除了平时的严格训练和战时的情绪激发，并无他法，因为人终究不能突破其自身的生理极限。回顾历史，古代人类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处在“全民皆兵”时代，即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个人的体能差异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在冷兵器条件下，人的体能差异也不足以为军事指挥员提供战争指导艺术创造的空间。人的体能有限，装备近乎停滞。那么，军事家创造战争指导艺术的空间从何而来?答案就在人与武器结合的战法上不断推陈出新。战法即作战方式，解决的是对作战力量如何运用的问题。战场复杂多样、敌我态势瞬息万变、作战条件千差万别，军事指挥员必须根据战争的实际，因时、因地、因势，创造性地运用各种作战力量，以达到预期作战目标。战法本身包含的这种创造性、不确定性和不可复制性，体现了战争指导艺术的基本内涵。回顾中外古代战争，其艺术性的完美展现，无不是在战法的创造和运用中实现的。在中国，从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到三国时期的“火烧连营”，从宋元时期的“铁骑西征”到明清时期“东海抗倭”，迂回战、伏击战、长距离远程奔袭战、大规模分割围歼战等大量战术战法在一次次战争实践中被创造、被运用，并形成了《孙子兵法》、《便宜十六策》、《百战奇法》等一大批兵学战论。在，从古希腊亚历山大的“波斯战役”到古罗马恺撒大帝的“伊莱尔达战役”，从中世纪的“东征”到16世纪的“法兰西内战”，运用于其中的阵地战、袭击战、工事防御战、多兵种合同战等多种战法样式至今仍界战争指导艺术史中闪烁。可以说，战法创新也是人类战争由古代延伸到未来的艺术主题。问:那近代战争指导艺术呢?
答:装备--近代战争指导艺术创造的大幅拓展，这是我的第二个认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触发的工业，促使近代战争的艺术空间被飞速拓展到武器装备领域。欧洲文艺复兴在给人类以思想上的解放的同时，也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曙光。其后，物理学、化学以及工程机械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彻底改变了武器装备的传统对抗模式--由材料对抗转为能量对抗。热兵器时代的武器是通过化学能或核能为动能实现杀伤作用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创造出各种不同量级、不同样式、不同规模的武器装备，这就为战争指导艺术的发挥打开了无极之门。同时，欧洲工业的全面爆发，为武器装备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极大地缩短了武器装备从研制到列装所需的时间，使军事指挥员不再被动地受装备条件的制约，而是可以主动创造符合作战构想的新式武器，战争指导艺术也就从传统的战法领域拓展到了装备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诸如坦克、飞机、火炮、潜艇等新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了对一战时期的武器装备进行了全面改良以外，还出现了火箭、弹道导弹、新式坦克、战斗机、轰炸机、雷达、航空母舰、等武器装备。新式武器的出现成为近代战争指导艺术创造的新源泉。新的武器装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样式，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战效能，如有了新式坦克，才有了闪击战，有了远程轰炸机，才有了战略轰炸的新概念，而航空母舰的出现则催生了海空协同作战构想。武器装备发展与作战样式创新的有机结合极大地拓展了战争指导艺术的空间。问:最后，您如何解读现代战争指导艺术?
答:智能较量--现代战争指导艺术创造的广袤空间，这是我的第三个认识。信息科学及其技术龙头地位的确立，改变了材料或者能源主导社会的历史。对军事领域而言，就是引发了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改弦更张，使军人的智能一跃而上升到首要地位。举凡无人装备的发展、网络空间的对抗、太空力量的部署，都需要科技素质好、反应速度快、创造能力强的智能型军人。同时，超越物理战的认知阈作战，以非接触式作战形态走进现代战场，更要求充分发挥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武器装备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使决策指挥向作战主体转移。未来的作战行动，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作战主体对战场态势的、理解和反映，取决于各作战主体间适应战场态势动态变化的自主协同，而这就要求作战主体既要当好作战员，又要做好指挥员;既要有熟练操作装备的技能，又要有把握战场全局的智能。现代战争的实质是智能的较量，而人的智能，较之体能和技能，其开发潜力是巨大的。在现代战争中，培养、挖掘和充分发挥人的智能，将为战争指导艺术提供新的创造空间。信息化技术和手段的应用，使战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增加。历史上的战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透明过，高性能雷达、高分辨率侦察卫星将敌我态势显示得一清二楚;同样，历史上的战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过，围绕争夺制信息权的网络电磁空间的对抗，使战争变得异常复杂，战争的进程已不再是用兰切斯特方程就可以描述的线性过程，而是充满大量不确定性的非线性过程。本质上讲，现代战争的不确定性源自信息的不充分，而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则源自信息的不对称。为此，研制和运用高技术信息化装备，全力获取对方信息，尽力己方信息，最大程度地制造信息的不对称、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将是战争指导艺术在武器装备领域的重要舞台。智能开发无极限，战法创新空间也更广袤。现代战争敌我之间的对抗实质是体系作战能力的对抗，而体系之间的对抗，既要求全方位的实力较量，也要求全方位的艺术较量。战争形态的变化，必然要求作战、作战样式和作战手段随之发展改变甚至变革。从几场现代战争来看，多军兵种联合的一体化作战、陆海空天电的全维作战、精确定点杀伤的作战、远程制导武器的全纵深作战以及网电一体的信息战、战略心理战等多种新的作战样式登上战争舞台，战法创新速度之快、程度之高，让人目不暇接。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样式和手段不断更新，上一场战争的经验并不适用于下一场战争。这也就促使军事家们不断推进战法创新，推动战争指导艺术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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