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存在着严重的“转型焦虑”，在政治哲学上存在着多种价值取向，诸如前现代的的儒家政治哲学、作为“现代性政治怪胎”的极权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正常的现代性的儒家政治哲学等。当代儒家应有的问题意识是必须突破帝国时代的传统儒学那么一种“形上—形下”的基本框架，容纳八大现代政治价值：个体、、平等、、、、、。
首先界定一下“新儒家”这个概念。两年前，李明辉教授接受澎湃新闻网的专访，表明他“不认同‘新儒家’”，即不认同“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i]，引发了一场论战。论战的结果之一是：儒家学者普遍认为，“新儒家”这个名称不应专指那么“一小撮人”，而应泛指以来的整个儒家群体。我本人也持这种观点。[ii]
两岸儒家的思想学术固然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既然都是儒家，当然有共识。最大的共识就是：儒家对中国和世界的当下与未来负有责任，包括负有政治责任。这是两岸儒家的一种“底线共识”。因此，不论是在、还是在，广义的“政治儒学”，亦即儒家的政治哲学，一直是儒学界的热点之一。
1、两岸儒学差异的情况：比较而言，儒家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更一致；而儒家政治哲学的情况则非常复杂，这一点我待会儿进行分析。
社会的现代转型、包括政治转型已经完成，而社会的现代转型还远未完成，两岸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基本的判定。因为发展阶段不同，所以面临的问题也就不同。因此，儒学更重视儒学与现代性政治价值的协调，而目前儒学中却出现了拒斥现代性政治价值的倾向。
儒家政治哲学的儒学资源，主要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熊十力、牟三一系，以及由他们推上去的宋学；而其资源，主要是古典哲学。今天在座的以李明辉教授为代表的康德专家就比较多，呵呵！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学术背景。
而儒家政治哲学的儒学资源不同。他们基本上、或者绝大多数都对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和宋学有一种拒斥倾向。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新儒家更重视现代新儒家之前的近代维新儒学，乃至先秦儒学、汉代儒学；而其资源也很复杂，既有英美系统的哲学，也有欧洲系统的哲学，其中哲学方面更重视现象学，此外还有广义的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资源。
近年来，新儒家的哲学主要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热点，即教哲学（狭义“儒教”[iii]）和政治哲学（广义“政治儒学”），我称之为“创教与干政”[iv]。这两个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在某些儒者那里甚至是统一的。这是儒家方面的基本状况。
新儒家之所以非常活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遍的心理焦虑状态。这当然与儒家传统当中的“忧患意识”传统密切相关。这种焦虑，源于对社会现实状况的不满和担忧。这同样是儒家“忧国忧民”传统的体现。尽管他们焦虑的具体缘由颇为不同，但都可以归为“转型焦虑”，属于百年来的“中国问题”，即由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v]
新儒家处在严重的状态中，这是目前社会撕裂状态的现实反映。今天从学界到、到民间蓬蓬勃勃的所谓“儒学复兴”、“国学复兴”，其实有很多很不同的情况。我曾将儒家的状况形容为“妾身未明”：“当今的儒家，可不就是‘人尽可夫’吗？除了‘老大嫁作商人妇’、或被老板‘包养’、改‘儒’姓为‘钱’姓的以外，时而嫁给‘左’家（儒家），时而嫁给‘右’家（儒家）；时而随了‘马’姓（马克思主义儒家），时而随了‘自’姓（主义儒家）；时而又姓了‘原’（原教旨儒家），时而又姓了‘后’（后现代儒家）；……似乎‘名花有主’了，实则‘水性杨花’而已。”[vi]
1、前现代的的儒家政治哲学。这种的基本特征，就是现代文明价值，主张回归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君主主义、家族主义、父权、男权等。有的儒者更是公然鼓吹恢复“三纲”，反对、、等现代文明价值。这是如今儒家内部很常见的一种或倾向。
2、作为“现代性政治怪胎”的极权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今天的某些“儒教”论者、“贤能政治”论者等等的论调，皆属这个范畴。这种的特征之一是：貌似复古、实则属于一种现代极端现象，我多次称之为“现代性的怪胎”——极权主义。这种的另一个特征是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所谓“毛儒”是其典型。这种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与、国家主义、或曰极端民族主义的结合，在国内问题上是极权主义倾向，在国际问题上是帝国主义倾向。这是刚才李明辉教授所讲的重点之一，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问题。
这些问题，这里没有时间展开。但李教授刚才有个观点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跟安德森（BenedictR.Anderson）的说法一致：民族国家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vii]。怎么会是“想象的共同体”呢！民族国家绝不是什么“想象的共同体”，而是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
以上两种——和极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现代化为化，从而反对，而实质是以“之异”来“古今之变”，以“”的名义来现代文明价值。所以，以上两种经常会结合在一起，而目前这两种在儒家内部颇为强势。
3、正常的现代性的儒家政治哲学。这种立场的基本特征，就是寻求将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价值结合起来，探索两者之间的融通。我本人是属于这个范畴的，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撇开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认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都是要不得的，应该回到古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对此姑且不作价值评判，这种取向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必然现代化或者现代转型，那就必然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如果既要追求现代性或现代化，又要利用传统儒学资源，那么，这取决于对真正的儒家传统的正确判断，否则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这是因为：
按照传统的理解，儒学不外乎就是“形上学—形下学”两级观念架构。那么，由此出发进行分析：（1）传统儒学的形下学，比如说帝国时代儒学的形下学，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建构。这套东西，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适用的，否则就与现代性取向相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须与者讨论。（2）从哲学的奠基观念上来讲，正是为了论证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的伦理政治价值，帝国时代的儒家才建构了前现代的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包括本体论等宋学的内容。这套东西，在我看来，今天也是不能照搬的，因为以上的形上学与形下学之间，是一种密切的奠基关系。
那么，如果儒学就是如此这般的“形上—形下”两级观念，那就意味着：如果要选择现代化、现代性，那就必须彻底抛弃儒学。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我们既要儒学，又要现代化，这意味着：帝国时代的传统儒学那么一种“形上—形下”的基本框架，必须突破；真正的儒学，恐怕不是这种“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可以涵盖的。
我这些年来所做的“生活儒学”，其实就是想做这个工作。儒学绝不仅仅是“形上—形下”这么一种二级架构；在孔孟那里，儒学还有着更加本源的思想视域、观念层级，而被后儒、尤其是宋学所遮蔽。今天的儒家，必须在这种本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才可能有效地切入现代性。
限于发言时间的，我只能简单地讲一讲。今天，儒家政治哲学必须容纳八大现代政治价值：个体、、平等、、、、、。
最后补充一点：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以及后来的港台新儒家，尽管他们的哲学视域与我的不同，但至少在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上，我是赞成的。所以，在李明辉与一些人的辩论中，我是支持李明辉的。我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谈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当今的新儒家比起牟三那一代人来讲是大大地退步了。[viii]
相较于其他的文字系统，汉字具有独具一格的文化识别度，超越了时空、地域与方言。汉字千古不移的存在，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详细】
歌剧《·奔月》是一部健康、真诚的作品。它所有的不完美，都有望在后天的打磨、塑造中得以改善。这是因为，它有着精准的歌剧基因。【详细】
今天，要确保我们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详细】
在宏观领域，着力打赢“三大攻坚战”尤其是在化解风险、稳定预期上仍是当前经济工作必须把握的着力点。【详细】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