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斌：行走在古今文化中的思考者武斌其人：男，1953年出生于辽宁，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学会副会长，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兼及散文随笔创作，出版的著作达47部，其中有《中华文化海播史》（三卷）、《现代中国人——从过去未来》、《中国文化史概论》、《中医与中国文化》、《二十世纪中国时尚史》，另有随笔集《望湖书屋纪事》、《漫步在哲学家小》等。
了解武斌的人，很难对他做一个简单地评判。因为，在他身上有着诸多且复杂的标记，以至于每个标记拎出来，都可以算是对他的定位，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等，但显然，这些头衔称谓都只是仅仅表明他其中的一面，仍难以准确且完整的定义他。武斌何以有如此多的标记？他的回答和经历表明，这源于他的每一次的转型，而且在外人看来，他的转型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而，和他接触过的人，综合判断之后对他的评价，模糊地归于一点就是：武斌是“行家里”的杂家。
武斌确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他是哲学系出身，有着哲学家的和智慧，在大学时就写出40多万字的哲学著作，但又自号盛，创作出像《盛京赋》这样饱含、文笔优美的篇章；他喜欢阅读，被人称为天生就是一个“书虫”，随时随地都能坐下沉浸书香，去追寻智者的思想，但他同时知识的“经世致用”，不断地去探寻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的认识；他曾是社科院的研究员，甚至官至副院长，因为担心条条框框的，他申报的科研课题极少，但追求和思想的他，到目前却出版编著了近50本著作，哲学、历史、文化无所不包。
如今的武斌，也早在6年前，由学术研究者转变为管理者，现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掌管着中国仅存两座古代帝王的其中一座。
初识武斌，是在赴沈阳故宫采访前的一次上，介绍人说武斌是东北辽宁人，比较粗豪，印象中呈现的是一位东北壮汉的形象。
再识武斌，则是在沈阳故宫博物院的会客室。粗豪形体的外表下，他却更多散发出的是儒雅博学的气质，椭圆的眼镜框后，藏着的是深邃且丰富的心灵，而且脸上始终带着和蔼的笑容，举手投足中更是透露着谦逊。和武斌交谈，对于记者的提问，他认真倾听，会不时点头明了，略微思考后，他给出的回答逻辑清晰，简洁凝练。在开始新话题的时候，他会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略倾身体，表情庄重严肃地思索着记者的问题。在访问中武斌时常会旁征博引，引据事例，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甚至6年前和谁交谈过、谈过什么话题，他都如数家珍。
对于自己的认识，武斌给出了三个层次递进的评价，首先是一个读书人，其次是一种有责任感、有感的读书人，最后一个评价是现实关怀与思想相结合，追求表达。
而对于十分关心的学术转型问题，武斌给出的答案是，自己追求的学术形象就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中国传统的知识在近代以来就是学贯，文理兼通。“我的学术特点是以哲学训练为基础，以文化为核心，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说话。”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很伟大的目标，就是应该“贡献思想”，“根据我这几十年的知识储备、经历储备和理论思维水平的准备，思考，贡献思想。”
1953年4月，武斌出生在辽宁市的龙凤矿，父亲是矿区的干部，母亲是选煤厂的工人，矿区、矿工和矿工子弟，是他最早的生活和生活场景。据武斌，龙凤矿就是个人成长的原点，人生的起始点，包括他以后的成长道和性格特点都与这个原点有关。“矿区给我的记忆中留存下来值得说的东西之一，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群体，却对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格外尊重。”
正是在矿区这样一种对文化怀有强烈且真诚的情感的熏陶下，武斌在幼年就埋下了对知识以及文化追求的种子，而这颗种子也随着他以后的经历不断生根发芽。
1960年他进入小学读书，在小学毕业时“”开始了，武斌学业中断。在武斌看来，“”期间虽然他无法上学造成基础教育的缺乏，但阅读空间的狭窄，却提供了一种阅读文本——毛著作。其中，《汉语成语小词典》、《选集成语典故》以及以毛诗词为中心的书对他汉语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那个时代只能给我们那样的阅读空间，我对读书的兴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在1969年底，武斌被省里选去参加工作，去的是沈阳长途电信局在山区的备战点，在那里开始做工人、电工、做学徒，一共待了4年。在那4年当中，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又特别安静，可以地读书。
1972年是一个转折，中央号召读马列著作，于是武斌开始读马列著作等，后来因为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有关读马列著作体会的文章，他被调到电信局宣传部，到沈阳开始正式地作了宣传干部。4年宣传干部的经历，带给他的是愈发广博的阅读书籍。“书的来源很广，有一些是我自己原来积累的书，还有办公室一位老同志的书，宣传科的书以及电信局图书馆的书。当时社会上卖的一些书，开始有一些新的书出版。1976年武斌由于营养不良得肺结核住院，但在住院期间，他了《资本论》，手抄《唐诗三百首》，后来恢复高考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南开大学的哲学系。
进入南开后，大学校园活跃的思想、浓郁的学术氛围以及高涨的学习热情，让武斌体验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他如痴如醉般大口地汲取学术的养分，而能够有机会利用藏书丰富的学校图书馆，阅读以前没有机会甚至闻所未闻的中外书籍，更是极大地激发了他的读书热情。“为了能获得更多的阅读机会，图书馆时我就去阅览室，阅读那些没有公开上架的书，闭馆后就在宿舍里读自己买的和借的书。我曾用了5个晚上极为迅速地读完了全部4册《山伯爵》。”武斌就是这样，在大学的4年期间，除了上课之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在大学的前两年，武斌基本上处于打基础、扩大知识面的广泛阅读阶段，哲学书之外，还读了许多文学、历史、美学方面的经典名著。到后两年，开始有计划地专攻西方哲学史，大量地阅读了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哲学的文献、教科书、研究著作和经典著作。连类而及，也阅读了西方文明史、教史、科技史等方面的著作，建立了比较扎实的西方哲学史和西方文化史的知识基础。
武斌在校园这种广泛且高强度的读书经历，很自然地延续到他毕业后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岗位上，读书首先成为一种职业的要求。而在他“职业要求”的阅读学术专业著作的同时，仍然对文学和历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文学、历史和传记类作品。
1982年武斌从大学毕业后进入社科院工作，一直到2004年10月离开，整整22年。武斌关于自己的社科院工作期间之所得，有一句带有诙谐意味的总结：“在社会科学院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坐班。”他解释说，不坐班意味着什么？就是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读书。这时候，他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中读书。
对于读书的方法，武斌也有着自身独特的体会。他的习惯很难随时随地读书，只能在书桌前读。旁边准备笔记，经常是大段大段的，一般是两到三个笔记本，一段时间做一个专题，围绕专题做摘录。同时还要看报刊，还有一个专门的本做笔记，也是。第三个本是其他一些闲杂文章之类的。这种读书、做笔记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二十几年间积攒了大约有七八十本笔记。武斌读的书一类是专业书，第二类主要是流行书，为什么这个时期这本书流行，探求原因，应该与这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发展状态有关。
谈到读书经历，武斌常常会提起这样一个桥段：有一家涵芬楼书店，里面有一副对联，说“数百年旧家无非，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每次去都到这家书店买书，他总要站在那里把那幅对联读一遍。在他心里，读书是他认为的最好的方式，至少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方式。方式有多种，有各种各样的，而他选择的方式就是读书。“读书给予我几乎是生活意义的全部。”如其《望湖书屋笔记》前言所说：如果我回首往事，有什么特别的事值得记忆和提起的，除了读书以及有关读书的其他活动，恐怕就没有什么了。这样的生活其实很简单，也很，然而也更有意味、更有丰富的内容。
尽管任职于不同的工作岗位，但在武斌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尽快返回书房的心理冲动，盼着尽快结束现在的这种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回到以前那种纯粹的书斋生活。
如果说武斌将读书作为自己的方式，在外人看来这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或隐或现的爱好，其所知、所思、所感也仅囿于自己那片天的话，那么，武斌所呈现的另一面，著书立说的学术之则具有一种显性的特征，其对哲学、历史、文化的思考更多地体现一种普世性，反映出整个社会、时代的共性需求。
在武斌的所有论著中，被认为理论水平最高的《现代中国——从过去未来》一书的扉页上，有着这样一条名言：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的意义，比伦理学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法）让·雅克·卢梭。而那句箴言，在书中的注释是：你要认识你自己。
诚然，梳理武斌20多年的学术道，也正源于他始终这种不断“认识自己”的而逐渐延伸和拓展的。但显然，在现在看来，这个“自己”更多体现出的是武斌自身所处时代特色，涵盖着他对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人、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思考，有着很强的现实烙印和人文关怀。而更让人值得关注和惊讶的是，伴随着武斌的学术转型，他的每次“认识”所迸发出的能量和活力，带给学术界和的是一种清新但又更、更深层次的思考。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我的学术特点是以哲学训练为基础，以文化为核心，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说话。
武斌将学术与现实社会、实际生活相联系的认识方式在其大学阶段已初见端倪。据武斌，大学时他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集中在怀疑论思想和人本主义两个方面。其中发表的一篇名为《评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的论文，把对存在主义的研究与对当时中国青年中流行的某些思想情绪的分析结合起来。有专家评析，这是第一篇把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中国社会文化状况联系起来分析的论文，预示了不久后在青年学生中出现的“萨特热”。
而在进入社科院后，直到2004年离开时，武斌出版了30部著作，发表了近80篇学术论文，160篇散文随笔，此外，还有调研报告、电视专题片等，总计有一千几百万字。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西方哲学史、人格心理学、关于中国人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在谈到《现代中国——从过去未来》这本书面世时，武斌回忆到：“这和当时的社会思想背景有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学术启蒙和，主要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功能的反思。”这部书之后，武斌又陆续写作了《我们离现代化还有多远》、《世纪中国：光荣与梦想》等几部著作，继续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描述、分析和解读，关注中国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心理、民族性格和思想观念所发生的和应该发生的变化。
对于他的学术转型过程，武斌是这样描述的：1988年以前基本上还在做哲学，1988年以后先是社会学，然后是人类学、文化学、美学。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什么也不做，就是读书，不是读哲学书，而是读中层理论的书，就是社会学、文化学这些书。然后就是文化层面，然后转到历史面，大体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在武斌的背后，又是什么在不断支持和推动着他的学术转型呢？“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对我的需要；第二个是我内心的需求，哲学是一种需求，更有内心那种时时涌动的现实的责任感、感的需求；第三个原因是我对学者形象的追求，也就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学贯，文理兼通。”武斌这样回答。对于这种转变，原文院院长彭定安的解读是：反映了作为学者的武斌，走的是研究社会、服务社会的更重视和着重研究现实社会和实际人生的学者的道。
武斌在经历时也曾提到，萨特哲学中，那种深切的人文关怀，那种对人类境况悲天悯人的崇高责任感，始终影响着我的思考，成为我一个挥之不去的思想背景。这个“挥之不去的思想背景”，也就是他的学术研究和科研工作的思想背景，是他的“关注社会，寄情”的深沉的思想背景。
最近几年，武斌写作了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作品，有《百年流行时尚》、《话说英雄》、《中医与中国文化》等，武斌把它们定位为“文化读物”，既不是学术专著，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通俗读物，而是一种有厚重的文化含量、丰富的文史知识和优美的表达文字、能够引起人们阅读兴趣的“文化读物”。尽管如此，武斌仍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和认识，在他的博客中，有着他对山寨文化、国学热、名人故里争夺热等这些社会热点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和评论，从、学说、理论方面入题、论证、求解，保持了应有的学术性。
除此之外，武斌也开始另一种“认识自己”的思考。他正考虑对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成绩进行一次大规模、全面的和比较深入的总结。“进行这样总结的初衷是，在从事学术研究20多年以后，需要停下来，认真思考一下，在我个人的学术事业发展的进程上，已经走到了哪一个阶段；在学术成就上达到了哪一层级的台阶；在以往的学术研究经验中，有哪些是值得发扬的，有哪些是需要纠正的。通过这样的总结，a型血人的性格特点为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在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之后，重新以学术为专业的时候，制定比较明确的目标以及相关的课题、形式和方法。”
2004年10月，武斌离开社科院的岗位，开始担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从研究者转身为管理者，而就在当年的7月，沈阳故宫亦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录。历史竟然如此的巧合，可以说，沈阳故宫和武斌几乎同时站到了新的起跑线上。对于爱好读书和精于学术研究的武斌来说，如何适应管理者这一新的角色面临着诸多的，而首要的工作就是：在成为世界遗产后，思考沈阳故宫的定位。
如何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界遗产的水平上认识沈阳故宫呢？多年学术研究的经历，让武斌很自然地从学术角度去思考对沈阳故宫未来的发展和规划。来故宫之前，他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就是对现代博物馆的发展状况方面看了很多资料，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博物馆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从草创阶段到满足于收藏和展览，最近这几年又提出来要服务于社会，学术研究应该成为继续发展的基础。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模仿西方的收藏方式，后来到中国逐渐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之后，中国博物馆在新世纪、高科技时代怎么发展，应该需要一种基础性的加强博物馆本身的学术研究。
在这样一个发展思的下，武斌对沈阳故宫提出三项认识主张。第一项主张是做世界遗产的守护者，强调故宫的安全性；第二项主张是，让人人共享世界遗产，通过打造品牌和积极推广吸引更多人来参观，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第三项就是建立研究型博物馆，增强博物馆的文化和理论内涵。
与此同时，在三项主张的基础上，武斌提出了“实现企业化管理、打造学习型团队、建设研究型博物院”的办院方针。在武斌看来，他的作用就是如何发挥学术背景优势促进沈阳故宫的发展，主张把研究工作放在博物院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地位，所有的业务工作都要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都要以研究作依据、作支撑。如今，在武斌的带领下，沈阳故宫博物院已经初步构建起研究型博物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范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沈阳故宫博物院刊》，搭建了故宫学术研究的平台，出版了《沈阳故宫志》、《清沈阳故宫研究》、《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80年》、《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等学术研究作品。
而今，武斌担任院长已近6年了，而他也非常珍惜这种实践的岗位。“这个岗位给我很多直观的东西，不仅仅是故宫的具体业务工作，包括很多，使我能从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的眼光来认识我们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这对于理论思考非常有意义，要把理论思考的优势面对直接的工作内容，然后在直接工作当中体现出来。这样能提出来一些确实具有实际价值的、有针对性的工作指导思想、方针和政策。”
对于学术研究，武斌仍怀有割舍不掉的感情，地追求。他提到，这几年的经历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目前正在做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对过去的几部著作如《中华文化海播史》进行修订，第二是做一次学术总结，总结过后也许过几年要写一个《我的学术史》，不是要把它写成一个个人的传记，而是从个人的角度写现代中国学术史。“我以后要做的事，一句话是‘思考并别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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