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波用了一个奇怪的表达方式：“逻辑的叛逆。”(lesrévoltes logiques)哲学用思想对抗非，对抗世界和生活的缺陷。然而，它也用思想对抗运动中的非，这种运动中的非保存和论证和推理，最终提出一个新逻辑。
马拉美说：“一切思想都引发出骰子的一掷。”在我看来，这个谜一样的公式也指称哲学，因为哲学主张思考普遍性——这对一切思想都是事实——然而，它的基础却是一种承诺，其中总有偶然的情况，一种承诺也是一次风险或一次赌注。
这两个诗歌公式捕捉到了哲学的，因为从根上说，哲学的意味着一个叛逆的维度：没有现实世界的思想的不满，就没有哲学。而哲学的也包括逻辑；就是说，相信论证和推理的力量。此外，哲学的涉及普遍性：哲学探讨作为思维存在的所有人类，因为它假定所有人都思考。最后，哲学冒险：思考总是一种决定，支持的观点。因此，哲学的有四个维度：叛逆，逻辑，普遍性和冒险。
我认为，当代世界，我们的世界，我们努力思考和的世界，对哲学的四个维度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所有四个维度都界面前一条漆黑的道，哲学的命运，甚至它的存在，都陷入危难之中了。
首先，就叛逆的维度而言，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世界”(你想用多少的逗号就可以用多少)，并不参与作为叛逆的思想，这有两个理由。第一，这个世界已经宣布了自身的，它把自身呈现为“的世界”——这就是它给自己命的名，一个星球上的一座的“岛屿”，如果没有它就会沦为奴隶制或一片荒芜。而与此同时——而这就是第二个理由——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把这种的标识标准化了，商品化了。它把它们服从于的一统，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的世界不再通过叛逆来获得，因为它了我们的。然而，它却不能我们地使用这种，因为这种使用在现实中是已经被编了码的，有指向的，是由商品的无限闪光所疏导的。所以说这个世界给那个想法了极大的压力，即思考可以是不服从或叛逆的想法。
我们的世界也给逻辑的维度了强大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这个世界于极不符合逻辑的交往王国。交往传达的是由各不相关的形象、言辞、陈述和评论构成的一个，其的原则就是不连贯。日复一日的交往分解了所有关系和所有原则，一种站不住脚的并置在一切的流动中消解了元素之间的每一种关系。而甚至更令人不安的是，大众交往呈现给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记忆的景观，在这个景观中，新的形象，新的言辞、涂抹和忘却了刚刚显示过的形象和刚刚说过的话。在那里被特别分解的逻辑是时间的逻辑。正是这些交往的过程给思维压力，让它绝对于逻辑；从逻辑的角度向思想提出了一种想象的播撒。
至于哲学的普遍维度，我们的世界已不再适合于它，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已是一个特殊化的、破碎的世界；破碎是为了事物的技术构造的无数分支的需要，生产机器的需要，工资分配的需要，功能的技术多样性的需要。这种特殊化和这种构造的要求使人很难看到横亘世界的或普遍的东西，也就是对所有思维行之有效的东西。
最后，我们谈谈冒险的维度。我们的世界并不喜欢冒险的承诺或冒险的决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人拥有把于偶然死亡的工具了。越来越需要精细的打算。生活就是致力于精心安排的安全，对精心安排的安全的这种与马拉美关于思想生产骰子的一掷的假设相反，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在骰子的一掷中有无限多的冒险。
因此，对哲学的界中遇到四个主要障碍。它们是：商品的，交往的，技术专业化的需要，现实的精心安排的安全的必要性。哲学如何接受这个挑战?哲学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挑战吗?回答要在当代哲学的现状中去寻找。
我认为在今日哲学中可以区别出三种主要指向。这些指向在某种程度上与三个地理相对应。我首先提到它们的名字，然后再描述它们。第一个可以叫做解释学的指向，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与这一指向相联系的著名人物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其历史地点原本在。其次是分析的指向，产生于维也纳学派。与其相关的重要人物有维特根斯坦和卡纳普。尽管源生于奥地利，但现在却成为英美学院派哲学的主导。最后是叫做后现代的指向，它事实上是从前二者那里借来的。毫无疑问，它在法国最活跃，包括不同的思想家，如雅克·德里达和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它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拉丁美洲同样活跃。
一个解释学的指向，一个分析的指向，和一个后现代的指向：当然三者间还有无数的交叉、混合和流通网络，但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了当代哲学最具国际性的描写地理。那么，我们所感兴趣的就是每一个指向是如何指称哲学的，或与哲学认同的。
解释学的指向给哲学的任务是诠释存在的意义，界中存在的意义。其核心概念是阐释。有陈述、行为、著述、构架，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潜在的，隐藏的，或被忘却的。必须给哲学提供一种阐释方法，以这种模糊性，从中产生一种可靠的意义，这个意义将形象地表明与存在自身的命运相关的我们的命运。解释学哲学的基本对立是封闭与。在所给定的东西中，在直观的世界上，有些事物被掩饰和封闭起来。阐释的目的就是揭开这种封闭，使其向意义敞开。从这个观点看，哲学的就是“献身于的”。这个标志着哲学的世界与技术的世界之间有一场战斗，因为后者完成了封闭主义的工作。
分析的指向认为哲学的目的就是严格标出有意义话语和无意义话语之间的界限。就是要标出能被言说的东西与不可能的或不的言说之间的界限。分析哲学的主要工具是对话语进行语法和逻辑分析，最终是对整个语言进行分析。这里，核心概念不是阐释，而是规则。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出使意义被一致接受的规则来。这里的基本对立是可调整的东西与不可调整的东西，或与使意义被一致接受的律法相一致的东西，与逃避一切清晰的律法、从而落入或不和谐之中的东西。对分析的指向来说，哲学的目的是治疗和。这是医治我们的和语言失常的问题，这些和失常通过把无意义孤立出来，回归对所有人都透明的规则而把我们分化开来。
最后，后现代的指向把哲学的目的为对的现代性的事实加以解构。尤为特殊的是，后现代哲学提出要消解我们仍然的19世纪的伟大建构——历史主体的，进步的，的，的和科学的理想。其目的是要表明这些伟大的建构都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上，这里没有思想和历史的伟诗，在思想中如在行动中一样，语域和语言的多元性是不可简约的。语域如此多样和异质以至于没有任何可以将它们统一起来，协调起来。从根本上说，后现代哲学的目标是解构总体化的——以便让哲学自身发现自己被了。因此，后现代指向激活了人们所说的混合实践，解总体化的实践和不的思维实践。它把思想放在外围，放在不能圈定的地方。特殊的是，它把哲学思想放在了艺术的边缘上，提出哲学概念方法的一种无法总体化的混合，以及以意义为指向的艺术。
如此总结性地加以描写的这三个指向有什么共同之处吗?有什么东西让我们说，尽管这种多样性，但还是能找到标志着当代哲学之统一的一些特征吗?我认为，解释学、分析和后现代这三个指向有两个主要的共同特征。正是这两个共同特征标志着哲学的三个指向是当代的，不管它们多么不同，它们的命运都是相同的：它们不是简单地提供一种可能的思想分化，而是为时代向哲学提出的相同要求提供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两个特征的第一个是否定。所有三个指向都认为我们正处于形而上学的终结时代，哲学不再是保持其古典地位的一个立场了；就是说，已不再是伟大的形而上学命题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指向都认为哲学本身已经走到了哲学的尽头，或者说哲学正在宣布自身的终结。
我们可以马上举三个例子。显然，终结的主题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因素。对海德格尔来说，我们的时代以形而上学史的封闭为特点，因此也是从柏拉图以来的整个时代的封闭，存在与思想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封闭。这种封闭首先是以技术带来的危难和废弃实现的。
只有卡纳普的哲学进一步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哲学。而卡纳普也宣布了任何可能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因为对他来说，形而上学所包含的不过是没有经过调整的、空洞乏义的话语。分析疗法的目的就是要医治这个形而上学病症；就是说，医治说话的病人，这些话语的分析表明它们由于空洞乏义而不能达成一致见解。
如果我们举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为例，他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他所说的“宏大叙事的终结”——的宏大叙事、的宏大叙事和进步的宏大叙事。我们又有了一个“终结”；宏大叙事的终结也就是与现代形而上学相关的主体和历史的宏大构架的终结。
其次，我们看到这三个指向的一个共同主题，这就是终结的主题，接近结局、近乎完成的主题。这个主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古典哲学提出的真理的理想也已尽。我们必须用多元意义的代替真理的。在古典的真理理想与多元意义的现代主题之间的对立，在我看来是一个本质的对立。我们可以概要地但却以并非不准确的方式说，当代哲学开辟了从以真理为指向的哲学到以意义为指向的哲学的径。
当代哲学的这三个主要指向无论哪一个都把真理的范畴拿来做试验，随同的还有哲学的古典形象。这就是这三个指向共有的否定方面。它们所共有的肯定方面——这非常重要——就是给予语言问题以核心。这个世纪的哲学主要是对语言的思考，对语言的能力、规则，以及就思想而言它所能授予的的思考。这显见于我所定义过的三个指向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解释学的指向总是包括对话语行为的阐释；分析的指向包括说话和控制说话的规则之间的对抗；后现代指向推崇没有同质性的句子、断片、话语形式的多元性。于是，语言就成了我们时代的伟大的历史超验物。
不妨重申，当代哲学有两个基本规律，是这三个指向所共有的。第一个是探讨的真理的形而上学已经末穷途。这个规律是消极的。哲学不再是它长期以来决定充当的东西了，不再寻求真理了。第二个规律是语言成了思想的重要场所，因为那正是维系意义问题的地方。结果，意义的问题代替了古典的真理问题。
我相信这两个规律代表了普遍的思想尤其是哲学所面临的一个真正的。我认为这两个规律在当代哲学中的发展，其无限细致、复杂、卓越的构建使哲学在面对当代世界所的压力时不能保持其应有的。这两个规律不能给哲学以任何手段来保持以叛逆、逻辑、普遍性和冒险等四种形式为体现的。
如果哲学就是对语言的沉思，那它就不能成功地搬除世界的专业化和破碎化给普遍性设置的障碍。把语言的当作哲学思想的绝对视野来接受实际上就等于接受破碎化和交往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理是，有多少群落就有多少语言，有多少活动、有多少知识，就有多少语言。我同意说有一种多元的语言游戏。然而，这哲学——如果它想要保持对普遍性的的话——在别处而不是在这种多元性中立足，所以才不致完全于它。否则，哲学将成为它现在大体上所是的样子，即对语言游戏的多元性的无休止的描写。
或是另一个样子，但这甚至更糟糕。哲学可以选择一种特殊的语言，断言只有它才能哲学。我们知道这将导向何方。海德格尔清楚地表示赞成这样的命题，即首先是希腊语言，然后是德语语言中固有的哲学的价值。他说：“存在言说希腊语。”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是唯一能让思想继续的挑战的语言。在对一种语言的选择与这种选择的立场之间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联系，这种立场促使海德格尔献身于以的犯罪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
至于分析哲学，绝对清楚的是，它给科学语言以单方面的，在这种语言中，规则清晰，也是语言的主体所最清楚的。这显见于对意义与非意义的区别，以规则为形式进行的区别，如数学和普遍的科学语言。但这个本身在哲学上是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对所有科学语言构造的场所和空间的轻视。给予这种语言的这个把的形象孤立出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轻视或视而不见，甚至在今天，绝大多数人都接触不到这样一种语言。
另一方面，如果真理的范畴被忽视了，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面对别的而只有意义的多元性，那么，哲学就绝不会接受于和信息商业化的一个世界向它发起的挑战。这个世界是多少有些规律的、多少有法律流动的无的世界，它所交换的是、产品和形象。如果哲学要保持它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的，那它就必须提出一条介入原则。它必须能够向思想提出什么，以介入这种无休止的流通。哲学必须检验某种介入的可能性——不是因为所有这些都必须介入——而是因为思想至少要有能力从这种流通中抽身出来，再次拥有自己，而不是作为流通的一个物体。显然，这样一种介入只能是一个无条件的要求，就是说，除自身之外而不以别的条件于思想的东西，既不是交换也不是被投入流通的东西。这样一种介入是存在着的，至少一个无条件的要求是存在着的，这在我看来是哲学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介入，那么，现实的一切就都是知识、信息、商品、和形象的普遍流通了。在我看来，这个无条件的要求不能仅仅得到多元意义的命题的支持，它还需要真理范畴的重建或重现。
我们都于前后矛盾的形象和评论。用什么来应对呢?除了耐心地寻求至少一个真理，或许几个真理，我不认为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没有真理，大众交往本质的非逻辑性就会其暂时的狂欢。
哲学也要求我们掷一下反对偏执以求安全的骰子，也要求我们介入一下由安全所决定的生命的结石。但哲学除了以价值的名义注定冒这次风险、赋予其最小的一致性和重要性外，究竟稳操多少胜券呢?我还是以为，认为能在真理原则缺场的情况下对生命的结石下一个的赌注，可以产生被称作的东西的赌注，仍然分之想。
仅就当代哲学的规律而言，能够在现在的世界上保持对哲学的吗?我们能够用叛逆、逻辑、普遍性和冒险这四个维度抵制当代的四大障碍：商品、交往、技术分工和对安全的吗?
我承认，在哲学的解释、分析或后现代指向的框架内是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在我看来，这些指向过于坚定地致力于多义性和语言的多元性。它们太过于反映世界本身的面相。它们与我们的世界太相容以至于不能维持哲学所要求的断裂或距离。
我的立场是打破这些思想框框，发现另一种哲学风格，不是阐释，不是逻辑语法分析，不是多义性和语言游戏的一种风格——就是说，重新发现一种基础风格，一个确定的风格，比如笛卡儿学派的一种风格。
这样的立场可以得到两个观点的支持，都是简单的观点，但在我看来都是哲学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第一个观点认为语言并不是思想的视野。哲学的伟大的语言转向，或把哲学纳入对语言的思考，这种现象必须扭转。在由始至终论述语言的《克拉底鲁斯篇》中，柏拉图说，“我们哲学家并不把词而把物作为研究的起点”。这句话不管多么难于理解或模糊，我都赞成哲学要恢复这一思想，哲学的起点不是词，而是物。自不必说，必须承认一种语言总是构成所说的真理的或哲学的历史质料。一种语言总能给予我所说的哲学的色彩、格调和变化。所有这些单一的形象都通过语言呈现给我们。但我还认为，这并不是组织思想的本质原则。哲学所不能放弃的原则是其普遍的性，不管有什么样的风格或色彩，不管它与这种或那种语言有什么关联。哲学都不能否认它在理论上即便不是在事实上是说给每一个人的，它不能从这种说话中排除语言、民族、教和种族等群落。哲学不给任何语言以，甚至它所用的语言。哲学并不封闭在科学语言的纯形式理想之中。哲学的自然因素是语言，但是，在那个自然因素内，它开创了一种普遍的言说。
第二个观点是，哲学的单一和不可简约的角色是在话语内部确立一个固定点，一个介入点，一个不连续点，一个无条件点。我们的世界是由速度所标志的：历史变化的速度；的速度；甚至还有人与人建立联系的速度。这种速度把我们给严重的不连贯性。由于事物、形象和关系流通得如此之快，我们甚至来不及衡量这种不连贯性已达到何种程度。速度了不连贯性。哲学必须提供一个放慢速度的过程。它必须建构可供思想的时间，在面对速度的时候，这个可供思想的时间就能变成哲学自己的时间。我认为这是哲学的单一性；它的思维是悠闲的，因为今天叛逆要求悠闲，而不是速度。只有这种缓慢而最终是叛逆的思维才能确立那个固定点，不管它是什么，不管它姓字名谁，为了保持哲学的，我们都需要它。
从根本上说，这是以一种把我们与世界的速度开来的延缓哲学地建构真理范畴的问题——不是形而上学传承给我们的真理，而是我们在考虑现实世界的情况下所能重建的真理。这是围绕这种重建重组哲学的问题，赋予它应有的时间和空间。这意味着哲学将不再追求这个世界了，它不再像这个世界那样急遽发展，因为一想要急遽发展，哲学就在的中心消解了自身，它不再能够保持叛逆的状态，不再能够重建逻辑，不再知道一种普遍语言是什么，也不再冒险去解放。
显然，在目前的世界上，问题在于知道是否有稍微的机会使这样一项事业繁荣起来，发出声音，或者，这里所提议的不过是又一次徒劳的。毫无疑问，哲学生病了。如以往一样，问题在于要知道这种病是否是致命的，知道诊断结果如何，知道所开的药方是否像常常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根本不能那个病人。真理正患两种疾病。在我看来，一种疾病是语言相对主义，就是说，它与意义分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了；另一种病是历史悲观主义，包括对自身的悲观。
我的假想是，尽管哲学病了，但还不像它所认为的那么重，还不像它所说的那么重。当代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页复一页地探讨自身致命的疾病。但你知道，当病人说他有病时，那至少部分是一种想象的疾病，这种可能性总是有的。我认为这是实情，因为这个世界，世界自身，人们生活于其上、思想于其上的这个世界，尽管给哲学的了否定的压力，但仍然总是在追问哲学的事情。而哲学由于对自身的病态看法而太郁郁寡欢，以至于做不出任何反应。
第一个理由是，我们现在知文学科已经没有机会取代哲学了。我认为对这一点的意识已经相当广泛，因为人文学科已经成为统计科学的家园。因此，人文学科本身陷入了意义与多元性的流通之中了，因为它们是衡量流通效率的砝码。那就是它们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服务于测验，竞选预测，人口普查，流行病消长比率，喜欢和反感，以及所有值得进行有益劳动的一切。但这种统计和数字的信息与人文无关，与每一个绝对单一的存在无关。每个人都知道单一的东西最终是任何决定中举足轻重的核心，所有真理首先都是以绝对单一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如科学发明，艺术创造，革新，或包括爱的相遇。在某种意义上，在真理宣布其存在的每一个地方，真理无不建立在单一性之上。平均数，统计学，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或测验都不能我们真理的历史是什么。因此，世界需要哲学成为一种单一性的哲学，能够宣布和思考单一的东西，这恰恰是人文学科的一般机器所未的。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我们正目睹着伟大的集体事业的废墟，我们曾经以为这些伟大的事业自身携带着解放和真理的种子。我们现在知道这种伟大的解放力量并不存在，也没有进步，没有，没有这种事。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被这些力量俘获，不能指望仅仅融入这样的一股力量之中或成为其中一员就能保持我们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哲学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以我们自己的名义说话。你不能隐藏在哪个伟大的集体构架的背后，哪个假定的力量或哪个形而上学的总体背后，让它代言你的立场。但是，为了在面对的时候以自己的名义采取立场，需要有一个做决定的固定点，需要一个无条件的原则，来调整这个决定与其赞同者。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回归伦理学的必要性。但是，且不要错解。在哲学上，回归伦理学必然导致一种无条件的原则的回归。曾有一个时刻，你必须根据原则的才能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不可能有无的闪烁其辞和审慎计算。一定会有一些话可以说是无条件地真实。我们非常了解当需要就特定问题表明立场或就那个立场表示赞同时，你最后诉诸的稻草就是找到对每一个人都无条件地真实的立场。因此，你不能说当面对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他或她自己的名义采取一个立场，而不在真理的维度再度从事哲学。而这是当下的世界所要求的，这是哲学所要求的。
第三个理由与最近兴起的或远古有关；也就是文化、教、民族和种族主义的兴起。这些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现象也导致一种对哲学的需求。当再次面对这些时，哲学必须要说出何在，因为这些的远古主义的当代写照，它们携带着死亡和荒芜。人们要求哲学宣告当代的。我们知道这个不可能是古典的重复，但我们还知道我们不可能没有它，如果我们不想在面对这些的时陷入极度的知识虚弱状态的话。因此，我们必须锻造这个意义上的一种哲学，也就是说，哲学在各个时代的条件之下必须重申它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理由是，我们生活于其上的世界是一个脆弱的风雨飘摇的世界。它决不是位于历史统一内部的一个稳定的世界。我们决不能允许让全球性接受经济和代议制的现象20世纪的世界已经是一个而脆弱的世界这样一个事实。其物质的、意识形态的和知识的基础都是相异的，的，大多矛盾的。这个世界没有宣告一种线性发展的安宁，反倒宣告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危机和相互矛盾的事件。我和小保姆举两个例子，海湾战争和官僚社会主义的。此外，还有波斯尼亚战争和卢旺达大。但不要错解。这些事件仅仅是一长串名单中的头几件。哲学要思想毫不焦虑地接收和接受事件的戏剧性。我们从根本上并不需要关于事物结构的哲学。我们需要的是向所发生的不可简约的事件的单一性敞开的一种哲学，可以从出乎意料之外的惊奇中获得养料的一种哲学。那么，这样一种哲学就将是事件的哲学。这也是世界，当下的世界对哲学提出的要求。
因此，世界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是一种关于单一性的哲学，一种关于当代的哲学，一种关于事件的哲学。这本身就是纲领。要实现这一纲领，我们必须超越我所描述的哲学的三个主要倾向。我们需要一种更加确定的、更加迫切的哲学，但与此同时，它也是更加谦虚的，离世界更远的，更具描述性的。一种合理地把事件的单一性与真理的单一性相结合的哲学。一种向偶然性敞开的哲学，但却是于的偶然性。一种保持无条件的原则的哲学，无条件但却于一种非的。
这将使我们提出一种新的主体学说——而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目标。我们可以撇开笛卡儿、康德或黑格尔来谈论什么是主体。这个主体将是单一的而不是普遍的，它将是单一的因为它总是构成作理的主体的一个事件。
根据这个纲领，的确可以说，真理的形而上学已经变成了废墟，古典的主义已不足够了。但在某种意义上，形而上学的解构和主义的论争也不足够。世界要求哲学要重建在形而上学的废墟之上，使之与现代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
我相信，而这正是我的乐观主义之所在，世界比哲学所认为的还需要哲学。哲学病了，它可能气息奄奄了，但我确信，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也不是先知，而是世界）正在对哲学说：“站起来，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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