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牙齿松动许多年前，我还在读历史系的时候，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议题：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简而言之就是，秦汉时期中国经济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再往细分，秦朝偏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区，两汉则向下游发展。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经济核心区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再捎带上长江上游“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到了唐代以后，尤其是经过“安史之乱”，江南得到更全面的开发，从南宋到明清，长江流域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大大超过了黄河流域。
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议题当作一种基本共识，作为讨论的基础，而非争论的主题。然而当时的我却颇为不能理解，这种经济重心改变的认识，有何实践意义？更不用说，是谁最初提出了这一观点，以及这在整个知识谱系中存在怎样的联系。
直到后来，自己研究史前和文明时代的人群迁移，才慢慢对这个议题有了感觉。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地理的最初认识是建立在《尚书·禹贡》“九州”观念上。在九州体系中，中国的地理方舆一开始被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部分。《禹贡》还对九州的经济情况给出了具体的区分。位列赋税等级前三位的分别是“冀州、豫州以及荆州”，这基本覆盖了传统上的中原地区。对南方而言，尽管一个扬州就囊括了几乎整个华南，在面积上和另外八州总和相抵，但在赋税方面只能排到第七位。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提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此时，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在人口和生产方面都是遥遥领先。而南方的“楚越之地”则被认为“地广人希，……无积聚而多贫”。这和《禹贡》时代的情况大体一致。但到了《资治通鉴》时，中国经济地理已经出现了“扬（州）一益（州）二”的全新格局。从宋元开始的“苏湖熟，天下足”，到明清时“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都说明了这样一种向南发展的整体趋势。
今天来看，这种经济重心改变的现象确实存在，并被中国古代文献记录下来。但在中国传统学术“重，轻经济”的背景下，却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好几位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议题。其中以冀朝鼎的论述最早也最具代表性。
冀朝鼎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英文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出于种种原因，该文直到八十年代才被翻译成中文，以《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为名出版。全书的主旨是：定义基本经济区的概念，研究中国的水利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以及简要地探索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
他在文中首先给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漫长时期内，中国经济体系主要是由几十万个村庄构成，这些村庄或多或少都能自给自足，为了便于行政管理或者军事行动，它们被编成更大的单位。……在此经济区内，农业生产率和运输设施使缴纳漕粮成为可能，而且要远远胜过其他地区，因此任何一个团体，只要控制这一经济区，就掌握了征服和统一全中国的关键。因此，这种地区被定义为 基本经济区 。”
这样的基本经济区不是简单的一个省份、一个地理区域，比如长江下游三角洲，甚至不是一个空间单元，比如华北平原，而是一个更大的生产区域。作者将中国本土按照五个历史时期，划分了四个基本经济区。第一个是“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流域”（秦汉）；第二个是“四川与长江下游流域”（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三个是“长江流域”（隋唐及以后）；第四个是“西江—珠江流域”（明清以后）。
划分了这几个区域后，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论证“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经济重心的变化其实是个很难把握的主题，尤其是在缺乏详细数据统计的古典时代。今天我们要讨论经济变化可以使用建立在国民经济统计基础上的大数据，比如P。A地经济规模数倍于B地，且增幅也领先后者，则可推测A地相对B地更可能为经济中心。而在他写作该书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对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手段受限于数据，有关经济区域变化的过程很难得到直接的说明。
因此，为了捕捉经济上的改变，冀朝鼎用了一个讨巧的方法，使用了一种特别的参照系。正如该书英文版名称《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所示，他将基本经济区的确立与评估和水利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其中的逻辑简单、直接：因为古代经济的基础是农业，而水利事业发展水平与农业密切相关，当一个地区在短期内大量展开水库、塘、陂的修建，则显示农业有了较大发展，进而可以推测该地经济规模正迅速增长。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古代史书对纳税人口的记录并不可靠（隐瞒人口可以减少贡赋缴纳，所以人口增减很难准确反映当地经济状况），但关于水利工程实施的记录却较为准确。这里的水利事业特指与灌溉有关的工程，不包括河道疏浚等。
他利用清末出版的方志材料，对当时中国（除缺乏记录的广西、贵州外）十八个省份的水利事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得出了与我们在本文首部分看到的大体一致的结论。距离今天越近，基本经济区的就越靠近南方。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出现在唐朝时，“南方在唐朝似乎终于赶上了北方。不仅总体上发展迅速，而且南方和北方地位正发生改变，这表明基本经济区已经发生转移”。
这样一项研究似乎为冀朝鼎实现书中最初的写作设想提供了可能：“解释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手段的功能，说明基本经济区转移的实现途径，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交替出现的经济基础。”按照他的设想，基本经济区代表了东亚最主要的生产，谁控制了这一区域，就为王朝的统一提供了可能。而控制这一区域，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标志，就是开展水利工程。
根据这一逻辑关系，冀朝鼎解释了三国时期，魏、蜀、吴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几个对立经济区的崛起。这些经济区的生产率和地理使其成为强大的，有能力不断挑战控制主要基本经济区的霸主的权威”。也就是说，新的基本经济区的出现，促进了新的地区中心成型。然而，这样一种解释却和他最初的设想产生了矛盾：基本经济区的存在为统一创造了基础，然而，新的经济区似又为贡献温床。一种倒置的关系使他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
从另一个角度看，冀朝鼎的观点实际受到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的很大影响。后者以“东方主义”观点为中国学界熟知。魏特夫提出的“治水社会”与冀朝鼎的想法相得益彰。他认为，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人们只有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需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
令人遗憾的是，魏特夫的观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学术界遭到致命打击。研究者通过对两河流域古代聚落的考古研究，大型水利灌溉设施是国家组织的结果而非原因。换句话说，是业已成型的国家为了提高农业产出组织了水利工程建设，而不是治水需求推动了国家的出现。这个结果具体到冀朝鼎的研究中，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是基本经济区的出现促进了本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而非水利工程导致了基本经济区的出现。当然，这并不影响用水利工程作为基本经济区存在和变迁的指标。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省视冀朝鼎的最初，用“基本经济区转移的实现途径，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交替出现的经济基础”。统一王朝的出现的确与它控制了东亚基本经济区有关，但是，新的基本经济区同样出现在统一王朝阶段，而非时期。比如，控制黄河流域的隋唐王朝，开辟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而江南的大规模开发同样出现在唐代。是什么原因促使唐朝在现有基本经济区的基础上，追求更广阔的经济区，是冀朝鼎未能回答的问题。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基本经济区的控制与发展，分属王朝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唐朝奠基之初，控制关中和中原农产区为唐朝统一事业夯实了基础。而江南的大规模开发，显然与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北方农业核心区受战火而萧条有关。唐朝用大力发展新基本经济区的方式，缓解了原有区域的生产在战争过后陷入的“地多人少”难题，以及中央对地方节度使区域的失控状况。而将经济希望寄托于未被战火波及的江南，有助于唐朝获得喘息的空间；冀朝鼎在方志文献中辑录的“水利工程”就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必要手段之一，这在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所谓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此外，唐朝还利用隋代遗留的大运河，把江南的粮食运往北方，这为后来晚近王朝的资源流动开辟了新思。
从这个角度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几个对立经济区的崛起”。其实早在东汉中后期，与西羌及鲜卑的战争早已耗尽了黄河流域北方农产区的生产能力，东汉事实上已经尝试从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下游三角洲征集人力、物力。这一切自然少不了通过建设水利设施，改善当地生产条件。正是这些从东汉中期开始的拓边行动，为后来三国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回到冀朝鼎的初心，他用水利工程的统计数据来论证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改变，这一点是可行的，且富有创造性。然而，当他用基本经济区的变化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交替出现”这一现象时，却不幸受到魏特夫的。因为基本经济区的变迁，实际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经济结果，而非原因。
不管怎样，冀朝鼎在近一个世纪前作出的这项尝试，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他为后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议题的确立，提供了实践的平台。时过境迁，尽管有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个题目的讨论已接近偃旗息鼓，更多被当作一种常识而非洞见。不过，这一主题也提供了更多式的问题。那些后起的基本经济区，比如长江流域，既然后来居上，为何没有最初就成为和黄河流域一样的经济中心？这里值得探究之处在于，虽然我们传统上认为，中国的疆域自秦代起就抵达了南中国海沿岸，但长江、珠江流域的实际开发相对较晚。而有关南方基本经济区的研究，恰好可以促使我们打破对华南地区铁板一块的成见，帮助我们重建中国南部疆域扩展的动态过程。
今天，中国经济中心不断南移的进程仍在延续。近代以后，南方沿海的港口都市取代内陆的农业城市，成为中国当今最重要的经济核心区，使这种迁移过程达到了有史以来最显著的程度。华南经济区域的出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使人口、产业、交通的分布格局都随之改变。而今，这种随全球化而来的浪潮又将对中国经济版图造成新一轮影响，如冀朝鼎当年预测的那样，“引导着中国的经济和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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