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使中国具备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典型条件。从实践经验中，我国已总结提升出了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是，在中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照搬新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学说难以指导中国新的实践，已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为破解发展新难题，我国提出了由经济发展新常态、新、新动力、新径和新政策等构成的用于指导中国新实践的新理论，并将该理论与以前形成的理论进行系统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体系。最后指出了新体系具有的理论价值、世界价值和实践价值。
内容提要：我国在资本市场高度不发达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出口奇迹。本文从县级集群内部的商业信用视角对此提供一种解释。研究发现，集群商业信用显著促进企业出口扩张，主要是通过影响私营企业实现的，而且主要影响东部地区的企业出口。作用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不仅显著金木水火土查询表提高企业进入概率，而且提升企业出口水平。为了解决集群商业信用内生性可能导致的识别困境，根据企业是否变更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安慰剂检验显示，集群商业信用对加工贸易出口没有显著影响。这可以解释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私营企业虽然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更难以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取资金，但依然实现了出口快速扩张。
内容提要：在海外并购蓬勃兴起的过程中，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现象是，我国并购常常在东道国引起激烈争议并受到不同程度的甚至抵制。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被认为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然而，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这一问题并未得到严谨的检验。本文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克服传统文献中的样本选择问题，在统一框架下系统研究了我国海外并购的广延边际（区位选择）和集约边际（投资规模）决策。结果表明，我国海外并购表现出市场寻求和矿产金属资源寻求特征；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海外并购表现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区位选择决策中，对东道国、经济风险欠缺考虑，甚至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追逐特征，而重视交易成本，倾向于进入程度较低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在总体上并无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中国海外并购符合主流文献总结的基本模式，其特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定需求。
内容提要：在当今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国生产的出口产品大量使用国外中间投入品，出口产品中内含技术不一定都来自本国,科学衡量出术含量水平和结构需要基于生产工序的数据。本文构建了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新测度方法，并利用1995—2011年全球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中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出术含量水平及结构，研究发现：（1）自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自身技术水平升级和优化。中国整体和各行业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都呈现增长态势，表现出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弱趋势；（2）从各行业技术含量相对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几乎锁定界最低端，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对美日等发达国家构成技术。
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引入多要素投入和中间投入品要素密度差异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分析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及其产品转换行为对企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结论表明：高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进口中间投入品；企业会根据中间投入品要素密度调整进口种类的数量与规模，发生产品转换行为；通过进口产品转换，中间投入品生产要素流动引起企业要素密度的变动，最终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经验研究显示，进口中间投入品提升了企业资本密度大约40个百分点，进口产品转换则提升了企业资本密度大约26个百分点。企业通过进口的二元边际提升资本密度，但扩展边际的作用要大于集约边际。因此，通过进一步的贸易化、便利化，减少企业中间投入品进口及其进行产品转换的外部政策约束，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并进而改善整个经济体的生产与贸易结构，最终推动中国贸易发展的转型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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