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在举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原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出席并发表。
魏尚进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些挑战，如劳动人口的负增长、企业成本提高、民营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国内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的经济挑战有增无减。
因此，魏尚进提出了中国应对经济内外部经济挑战的四条。第一，应考虑临时性减税，具体而言是需临时性下调，如未来两年从16%降到12%，同时增加投资对企业所得税抵扣的比例。
魏尚进强调，临时性减税有三大好处：一是相对于永久性降税，临时性降税对投资、消费需求的刺激更大；二是临时性降税对财政的压力小很多；三是临时性降税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可以部分对冲由于美国降税造成的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上升的风险。
第二，由于中国制度性的要素成本很高，亟需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比如降低五险一金，主要的目的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雇工用工的兴趣和意愿；第三，要进行行政，考虑将的六级行政结构抽掉两层，这样并不会影响行政效率和执行力，还可以大大减少公务员数量，部分抵消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最后，魏尚进将竞争中性作为治理经济的重要原则。“竞争中性原则的执行，可以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也为中国以后参加WTO的打好基础。”
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全球贸易格局重组形势下的中国”。展望世界经济未来有三个比较大的风险因素：第一，美国的升息。美国升息，根据历史的经验，会引起新一波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危机和债务危机。今天早上耶伦也确认了这样一个规律。第二，贸易摩擦的进一步演化，可能会引发全球需求的萎缩和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造成的全球的投资的萎缩，这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第三，美国经济会出现一个转型，它的转型是从目前的经济可能过热，增长高于潜在增长率，向相对萧条过渡。美国升息、股值的萎缩，会造成消费需求萎缩和投资需求萎缩。这三个风险是所有世界经济中的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高度的经济，贸易占P的比重要高于美国，高于许许多其他国家，这样一来，三大风险也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风险。
当然贸易摩擦是一个很难逃脱的词汇，贸易摩擦的前景扑朔迷离，至少有两个结构性的因素会影响贸易摩擦发展的情况。有些人说，贸易摩擦会短期会变好，短期会变坏，有的人说中期会变坏，中期会变好，我想强调两个结构性的因素，是很难有短期的因素来改变的。第一，美国去年实行的税收，大幅度的降税，造成美国赤字大幅度上升。这个因素本身，会造成美国每年对外贸易逆差大约会上升1000亿美元左右，其中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会增加5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加，不一定把这个现象和美国的税改挂起钩来，这个因素不是由中国的政策可以改变的，会是短中期之内造成贸易摩擦进一步恶化的一个结构性因素。
第二，这也可能会给双边的关系带来转机，美国一年半到三年左右，经济可能会出现萧条。刚才说，美国经济已经过热了，一般的规律是，经济连续好若干年，也会往下走，再加上美国升息，由于股市估值的萎缩，美国的股票和中国的股票很不一样，中国拥有股票的人是少数，股票的财富占总储蓄中的比重很低，而美国多半，起码通过退休金，都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股票，所以美国股市下降，对美国大多数居民的财富有比较明显的缩水作用，消费下降，从而经济也会下降。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希望美国进入萧条的，因为美国进入萧条总是会对别的国家经济有负面影响。但我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美国经济的萧条，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会缩小，美国发生危机的时候，往往美国对国际合作的意愿加强，其中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意愿会加强，从而对贸易摩擦可能起到一个转机的作用。历史规律是，当美国经济进入萧条的时候，往往它的贸易逆差会变坏，本国的就业情况会变坏，贸易逆差变小的话，他对别的国家也会少一点，同时国际合作的意愿也会大一点。从这一点上说，美国经济的萧条反而可能是国际经济形势缓转的一个机会。
回到中国，中美的贸易摩擦对中国的经济是个负面的作用，但很多挑战并不一定是由贸易摩擦造成的，中国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构成了挑战，比如劳动年龄段的人口现在处于负增长阶段，能做事的人数每年在减少。中国工资水平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然这是好事，但同时表明，很多传统有优势的行业今天不再有竞争力，需要转型，转型的压力很大。这些因素不一定要和中美贸易摩擦挂钩。但是贸易摩擦以后，几个因素交互作用，对经济的挑战又增加了。
还有一些因素，比如民营企业面临一些制度性的因素，使得要素成本比较高。还有一些法规制约了企业的用工灵活性，也有部分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不确定感。企业家都说，要减税降费，把费降到零是最好的，但这从社会来说是做不到的，多半的政策都是兼顾各种制约的，所以需要讨论的是，在制约中寻找相对最优质的政策。
我有四个：第一，关于减税降费的做法。在亚太地区，很多国家比中国低，不仅仅是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即使一些发达国家，包括、、韩国、日本，都是比中国低的。所以会说，看这个数字不应该要减税吗？但不同的国家税收的结构不一样，拿税是要做事情的，会说你要把财政赤字搞到多大，债务要增加多少，要不要兼顾可持续的问题？我的是，应该考虑临时性的减税。所谓临时性的减税，可以宣布临时性的下调，比如接下来两年从16%降到12%，同时增加投资对企业所得税抵扣的比例，但事先宣布，汇率要恢复到今天的水平，除非那时候发生比较大的萧条要来对冲，否则降两年税，第三年回到今天的水平。这样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呢？有三大好处：一是相对于永久性降税，临时性降税对投资需求的刺激，对消费需求的刺激更大，因为今天明天要做事，后天税又回去了。研究表明，对比永久性降税对经济性刺激更大。二是临时性降税对财政压力小很多。同样降税，需要增发的的债券也少。三是临时性降税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这个可以用来部分对冲由于美国降税造成的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会上升的风险。
第二，中国制度性的要素成本很高，比如五险一金，需要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五险一金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处于比较高的，我把它叫法国化。法国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但是法国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未必值得中国学习，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中位相比还高。企业家更加关心的是员工的解雇成本，中国比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还高，这不是指绝对数，员工的解雇成本相对于该国的平均水平来说，中国常之高。把解雇成本降低，五险一金降低，主要的目的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雇工用工的兴趣和意愿。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没有大的负面冲击的时候，你不去想它灵活性有没有重要性，问题是当大的负面冲击来了，有没有灵活性可能就会决定这个国家会不会出现普遍性的危机。中国假如WTO的时候发生了非常大的结构性改变，但没有看到有很大失业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地的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但2008年以后，这个现象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需要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提高上去。
第三，中国可以做一些行政，把减税降费持续做下去。中国有做行政的空间，具体怎么改？首先，在企业管理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企业的层次不断下降，从典型的公司的CEO到部门经理，到车间主任，为什么下降呢？一个重要背景，管理技术在提高，信息技术在提高，这些用好的话，可以消减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也是，对社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反应要低于企业，中国的从最高领导人到下面有五层，再底下还有第六层，一共有六层的行政，没有变化过。如果六层在60、70年前是一个最优的结构，今天还是不是最优，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考虑把的层级抽掉两层，并不会影响效率和执行力，这样公务员数量可以大大减少，部分抵消掉中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就业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的挑战。更加重要的是，同样收来的的税收，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情，增加其他的公品的支出，或者用它来做为减税降费服务。
第四，将竞争中性作为治理经济的重要原则。什么意思呢？在监管的设计执法过程中，在银行贷款及其他资源的分配中，在获取的合同等等，各种各样的商业中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所有权，是不影响这些资源配置作用的。竞争中性原则的执行，可以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我把它想象成，实际上降低营商成本，又不需要花财政支出的做法。另一个好处，这也为中国以后参加WTO的打好基础。WTO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想法，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企业的行为有很多要求，中国对WTO应该改成什么样更加有效率，更加公平，也有效率。做好竞争中性的，也为参与WTO打好基础。
总结一下，以上四个之间是有很强的互补性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行政管理层次的，也为减税降费打好更加可持续的基础。临时性的降税可以间接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竞争中性原则，也是别的国家对中国的期望，虽然竞争中性的执行，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别的国家的跨国公司，最大的受益者会是自己国内的民营企业，过去中国的经验表明，民营企业能不能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能不能快速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主力军，所以竞争中性，既有利于中国本身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和贸易伙伴国的谈判。
刘萌萌的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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