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八大金刚每年，高考作文备受人们关注，满分作文往往在网络上、朋友圈中广为，考生也有机会被一些名校破格录取。而在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参加科举考试时，他的作文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文章从“刑”与“赏”论证了忠厚，堪称一篇法治论文，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
北宋的科举考试是历史上最严格的，不仅试卷卷首要密封，糊上举子的名字，而且答卷也是由誊录院的书吏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无法辨认考生字体。考试期间，考官还要住在贡院不能回家，防止作弊。北宋初年，沿袭了唐朝的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多是诗赋。王安石执政后，注重实用性，由吟诗作赋改为写文章，以发表见解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即策论），以便选拔人才，为变法服务。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已届知之年的欧阳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进士考试。点检试卷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一年，欧阳修的学生曾巩也参加进士考试。欧阳修对曾巩的才华欣赏有加，于是悉心指导和提携。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也到东京汴梁应试。这年考试的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
苏轼的这篇文章全文约六百余字，但读起来却是掷地有声、精悍有力。在文章中，苏轼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赞叹先王的仁政。“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之道也。”他以忠厚立论，扣紧主题，从赏善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在布局谋篇中，苏轼引经据典，层层递进，阐述慎刑的思想。然而，赏罚之道，轻重之分，又难以拿捏得恰到好处。他引用《尚书》之言：“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法。”他认为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紧接着，苏轼举例唐尧不皋陶执法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历史典故，有叙事有剖析，夹叙夹议。引用《尚书》之言说“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赏。与其错杀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他感叹道：“这句话完全表现出了忠厚之意。”苏轼的这篇文章语言简练平实，却是旁征博引，波澜横生，引人入胜。在赏与罚的范畴和方式上，苏轼剖析得细致入微，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认为“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用君子的宽厚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的忠厚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透彻严谨，结构紧密完整。最后，苏轼引用《诗经》《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责人贵宽，十分鲜明地点出了主题——忠厚之至也。
梅尧臣在阅读此卷时，清新洒脱的文风和酣畅淋漓的论辩引起了他的注意，以为有“孟轲之风”，立即推荐于欧阳修，并说此文可评第一。欧阳修看后，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与其提倡的平实文风如出一辙，因此也大为赞赏，本来想同意梅尧臣的意见评为第一。但一想，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非自己的曾巩莫属，选自己的学生当第一，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甚至遭到言官的，于是忍痛割爱，将此文评为第二。欧阳修的气节高雅、严于律己可见一斑。当评定完名次，拆开弥封后，欧阳修却大跌眼镜，没料到此文不是曾巩所作，而是苏轼。苏轼也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不过苏轼、苏辙两兄弟及曾巩也都进士及第。49岁的苏洵虽然榜上无名，但是也以自己的文章和才学名满京师。当时士人中流传一句歌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
苏轼的文章可谓石破天惊，令欧阳修惊叹不已，为苏轼之才而高兴。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对苏轼大为称赞，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尽管苏轼不是自己的学生，但是愿给苏轼出人头地让开一条，其惜才、爱才之情溢于言表。嘉祐二年的科考可谓群星璀璨，可见欧阳修对人才的渴求和关爱，其的胸襟可窥一斑。《宋史》赞欧阳修“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苏轼虽然与状元失之交臂，但其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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