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理论创新”是一项的活动，而不是一个轻浮的口号。对于“理论创新”，真正最有力的是具有创新性的重大哲学。否则，关于“理论创新”的言说就有可能如黑格尔那着名的比喻所说的那样，是“站在岸上学习游泳”，难免落入外在的“清谈”和“屠龙之技”。但如果我们能从哲学史上“哲学理论创新”的典范中，反思和提炼出哲学理论创新的一些重要条件和要素，以作为实际的“理论创新”活动的和借鉴，也许还是不无意义的。
本文试图以古典哲学的思想创造为“案例”，对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和要素作一简要分析。古典哲学无疑是哲学史上哲学理论创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之一。从 1781 年康德《纯粹》出版，到 1831 年黑格尔去世，中间只间隔短短 50 年，而从《纯粹》问世到黑格尔最后一部有重要影响的着作《法哲学原理》出版( 1821 年) ，所间隔的时间更短，只有区区 40年。然而，正是在如此短暂的时代之内，产生了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诞生了极为辉煌灿烂的哲学思想理论，涌现出令人震撼的思想创造力，在人类哲学史上留下了难以复制的伟大篇章，它不仅对马克思哲学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是哲学思想灵感不竭的源头活水。那么，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哲学的理论创新”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涌流出来? 究竟是一些什么关键要素支撑并贯穿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原创性活动中? 无疑，这是一个既解释又抵制解释的极为复杂的现象，要对此进行完全的解释常困难的。但是，其中一些重要要素仍然可以被分析剥离出来，为古典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最基本的说明。
以思想的方式切中和穿透“当代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古典哲学之所以实现理论创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以思想的方式切中和穿透了时代最根本、最普遍的问题，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说道: “古典哲学积极和天才的特征是与它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伟大世界事件密切结合着的”。这无疑是对古典哲学“理论创新”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的中肯解读。
对于古典哲学来说，这一最根本和最普遍的问题以及“这个时期的伟大世界事件”无疑就是以“法国大”为中心的社会变革及其后果。法国大意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对人们的世界、价值、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尤其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能否迸发应有的哲学“思想力”，以其特有的方式捕捉、切中和回应这种冲击和改变，成为衡量哲学能否实现“理论创新”的重大。对此，泰勒说道: “18 世纪 90 年代，从巴黎波及整个欧洲的那场所向披靡的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双重影响; 它使得年轻的德意志知识对既充满了热情，又着朦胧的恐惧。
因此，黑格尔及其同时代的许多着述可以通过想要同对法国大之痛苦的、纷乱的、隐藏着冲突的经历达成的需要而得到解释。”马尔库塞也敏锐地指出这一点: “主义曾经被认为是法国大的理论。这并不是说，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法国提供了理论先导，而是说，他们所撰写的哲学着作，大体是对在基础上建立国家和社会，以便使和制度能够符合个人的和利益的法国大所提出的挑战的一种反应。”
古典哲学住了这种。它找到了切中和穿透时代的恰切方式，那就是以哲学的方式捕捉到了时代普遍问题的精髓和实质，深刻和展现了时代的成就、矛盾、危机、困境、希望与前景。古典哲学所捕捉到的时代普遍问题的精髓和实质，泰勒概括得十分准确，那就是“关于人的主体性性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是如何把两个看似互相分离的人的形象统一起来的问题，即如何把在一定层面上既具有亲和力但又无法最终融为一体的两个形象统一起来的问题”。法国大以史无前例的气势摧毁了以人身依为特质的封建制度，使“个人的主体性”及其作为基本的价值原则得以挺立，人界中的地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依靠和匍匐于它之上的外在权威转向依靠“”和“”的个人主体。这一点构成了“现代性”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它欲代替中世纪教曾发挥的“绝对一体化力量”，成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最根本的价值规范性基础。究竟如何把握、理解并性地反思这一作为现代性核心的“主体性原则”，成为理解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命运的根本问题。古典哲学正是围绕此问题的深沉厚重的思考，为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特质提供了一面“思想之镜”。
康德作为古典哲学的肇始者，其重大思想动机是为个人的主体性及其奠定先验基础。如果说《纯粹》通过，确立了先验的“我思主体”，那么，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领域确立先验的“主体性”及其的不可的神圣地位，“主体性”于一切机械的自然的必然性，它不是作为一个如同“自动机”或“动物”的自然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立法、决定的意志的自律存在，人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和工具的“”和“人格”被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判断力》则通过“自然的合目的性”
概念，使得从“自然概念”到“概念”的过渡成为可能。通过对认识、实践和判断力的，康德把个人主体性及其不仅确立为哲学的拱顶石，而且奉为“整个文化领域中的最高”。康德哲学对“个人主体性”及其“”的哲学论证，正集中凝聚了法国大的根本。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进一步推进了对“主体性”的高扬，他试图通过对“意识”的创造性更为彻底和充分的发展，来融化和消解康德的“自在之物”，把“主体性”确立为整个世界的基础和中心。他们对“个人主体性”及其“”的哲学论证，正集中地凝聚和表达了法国大的根本。与康德和费希特不同，谢林和黑格尔对法国大的后果及现代性的命运投入了更多的性反思。他们所关心的是: 随着的、的“主体性”这一现代性原则的确立，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主体”与“自然”、“主体”与“社会”、“”与“感性”、“个人私人生活”与“共同体公共生活”等的与对立: “这些对立的一边是思想、与，另一边是和情感; 一边是最充分的意识的，另一边是社会生活; 这是意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对立; 此外，还有有限的主体性和弥漫于自然之中的无限生命的分离”。这种分离表明，“主体性”是一个片面的原则，以之作为现代社会的规范性基础，将导致人的生命与社会生活的与抽象化。基于这种反思，谢林欲以“自然”作为“客观”的“主客同一体”取代费希特的以“”作为“主观”的“主客同一体”，试图以“创造性的自然”为本体和基础，弥合“”与“自然”的裂缝，重新安顿人作为“主体”在自然中的。对于黑格尔来说，弥合这些，更成为其自觉的哲学任务。在他看来，“主体性不仅使自身，还使整个生活系统都陷入状态。通过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体系的直接，黑格尔想其中所表达的现代的理解。
为了对生活所面临的危机做出自己的答复，黑格尔了自然与、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论与实践、判断力与想象力、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等在哲学上的对峙”。为此，黑格尔以为利器，以扬弃上述对立、实现它们的和解为，建立以“绝对”为核心的客观主义哲学体系，在“绝对”的辩证运动中，上述一系列矛盾克服了其僵硬的对立，达到了“辩证的和解”。就此而言，无论是谢林，还是黑格尔，其哲学思考都根植于对时代问题的深邃洞察和创造性回应。哈贝马斯称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并力图重建被充满支配和的抽象“主体性”原则所导致的破碎的“总体性”。卢卡奇也指出，“对于了解黑格尔的整个思想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他这样的研究里，这种集体的主体之为私人的个体，起着决定的作用”。应该说，这都非常准确地把握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最为深层的哲学动机和理论。
本文的任务不是对古典哲学的思想逻辑与理论内涵进行专门探讨，我们所要强调的是: 古典哲学之所以实现“理论创新”并产生深远的思想影响，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它把思想的触角深入到了时代的最深处，洞察并捕捉到了哲学与时代的最恰切的结合点。对于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哲学的实质，马克思这样论述道: “的哲学是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着作，而来我们观念历史的遗着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历史”。对于古典哲学的肇始者康德，马克思则认为“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法国的理论”。在这些评价中，马克思都突出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古典哲学的伟大创造和重大贡献，在于它以思想的方式集中表达和凝聚着时代的最根本的中心问题。离开这一点，古典哲学的“理论创新”将成为无根之谈。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在今天仍然是理解现时代人们状态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学术思想资源，并出源源不断的思想生命力，因为构成我们存在的许多方面依然没有完全超越古典哲学以思想的方式所把握的现代人与社会的成就、矛盾与未来可能性。
建立在哲学历史成就基础上的开拓与超越如前所述，古典哲学切中和穿透了时代“最普遍的问题”，这是其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试图把握“时代问题”的哲学都可以实现“理论创新”。在此，有一个重要的限定词，那就是必须以“哲学的方式”，舍此，所谓对时代“最普遍问题”的把握将沦为空洞肤浅的陈词滥调与“理论泡沫”。而要做到“哲学的方式”，一个重要前提是立足于哲学思想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开拓与超越。这在古典哲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体现。
对前人已有思想、存在矛盾、理论教训等的深入、透切的理解、吸收与，是古典哲学之所以能够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自培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更往前追溯，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全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哲学史发展的丰富思想学术资源，都构成了古典哲学深厚的理论基础。黑格尔曾这样说道:“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体系，乃是前此一切体系的，因而必定包括前此各体系的原则在内; 所以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哲学体系，必定是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体系。”剥除黑格尔哲学史观中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他对哲学发展史的概括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 “晚出”的哲学体系只有吸取和消化前人的思想，才能实现哲学的超越和推陈出新。
众所周知，作为古典哲学的肇始者，康德把自己关心的问题归结为四个问题: “界的意义上，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 1． 我能知道什么? 2． 我应当做什么? 3． 我能够期待什么?4． 人是什么? 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全部康德哲学即是围绕这四个问题所作的系统深入的展开。阅读康德着作，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对每一个问题的探索与回应，都建立在对哲学史上前人探究的性吸取和反思的基础之上。在回答“我能知道什么”问题时，近代哲学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理论争论及所留下的理论难题，构成了康德解决“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重大思想背景，尤其是休谟哲学“打破了其独断论迷梦”，了其“纯粹”的思想方向; 在回答“我应该做什么”时，近代以来哲学和法哲学所积淀的思想都处于康德反思的视野之中; 在回答“我能够期待什么”问题时，中世纪以来所产生的关于“证明”的各种主要理论类型都是康德一一要深入地进行性考察的对象可以说，正是在对前人理论的深入解读、充分消化并对其理论矛盾洞若观火的前提下，康德的“哲学”才成为可能。
黑格尔也许是古典哲学中对于自己的哲学与前人理论成就之间关系最为自觉的哲学家。他说道: “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的。因此，哲学史的过程并不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而乃是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的生成。”黑格尔把哲学发展史当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的思想运动，前人的思想构成了这一运动不可缺少的有机环节，它构成任何一个哲学产生和创造的必要条件。人们普遍承认，“逻辑学”在黑格尔全部哲学体系中居于中心的地位，它以研究“纯粹”，即“客观思想”为对象，因而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形而上学”。只要我们看看黑格尔的《小逻辑》，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黑格尔展开其“逻辑学概念”之前，他首先做的是对哲学史上对待“客观思想”的三种态度进行性的分析，这三种态度分别是“经验主义”、“哲学”与“直观知识”，这三者可以说涵盖了黑格尔逻辑学之前关于“思想客观性”的最重要的思想，凝聚了近代哲学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类型，它们构成了黑格尔的逻辑学概念的重要背景。事实上，不仅近代哲学，按照黑格尔自己的说法，自古希腊哲学以来 2500 多年的哲学发展思想，都构成自己哲学不可缺少的内在环节与思想营养，“思想藉以出发去发现它自己的这一系列的产生或发现，乃是一种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工作”。司退士称“黑格尔的基本原理就是古希腊人和康德的基本原理”，这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黑格尔透过古希腊哲学家们的思想，“发现”了其蕴含的潜在的思想可能性，这的确是一个基本事实。瓦莱士曾说: “黑格尔打算提供的不是什么新奇的或特殊的学说，而是世代沿袭的、时狭时宽，但基本上仍然相同的普遍哲学。这种哲学意识到了它的连续性，并以自己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相一致而自豪。”这一说法显然有过分强调黑格尔与古希腊哲学之间连续性之嫌，但它的确包含了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希腊论”与“黑格尔论”之间所具有的深层的思想渊源关系。
但与上述相辅相成的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古典哲学并没有把先辈的成就视为不可触动和不可置疑的神圣权威，而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力量，在前人思想的“视差”中实现了“跨越性的”。柄谷行人在论及康德的“理论创新”时，认为康德所进行的“超越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康德所处的“场域”，“来自经验论与主义之间。对他来说，经验论与主义并非两个不相干的学说。康德所遇到的乃是世界之内与构成世界的主体，即胡塞尔碰到的那个悖论。但这是康德透过强烈的视差而直接目击到的。他的也正由此开始”。正是在这种移动于不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所带来的“强烈的视差”，实现了对经验论与主义的“交互式”，经验论与主义的“独断论”被超越，一种全新的以“”为灵魂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由此被锻造出来，在哲学史上被称为“康德主义”的“哲学创新”于是成为现实。事实上，不仅康德，古典哲学的其他哲学家都是如此。以黑格尔为例，黑格尔无疑是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它继承了自古希腊以来形而上学的核心理想，但同时又吸收了包括近代哲学以来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所包含的独断性的，以“”和了“形而上学”，在一个新的地基上完成了“形而上学的复兴”，建立了一个“”、“本体论”与“逻辑学”三位一体的宏大哲学体系，实现了“形而上学”与“”的双重“理论创新”。
深植于哲学思想的历史和成就，同时又充分发挥充沛的“思想”的个性，善于进行思想理论的创造性转换，这是古典哲学的“理论创新”给我们的又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与“思想”相辅相成的学术生态古典哲学的“理论创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哲学家之间相互、竞争和反驳的同时又彼此借重和激励的学术生态，这种学术生态，可以描述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学术气氛与个性充沛的“思想”的内在统一。
众所周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语出《国语郑语》，史伯同郑桓公谈论西周末年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认为西周处于的危难之中，原因在于周王“去和而取同”，有不同观点的人被，与自己苟同的却得到重用。他明确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他说: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以他平他”，意味着相异的事物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而“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导致事物处于停滞甚至僵死状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对于哲学的“理论创新”也许是最为贴切和适用的。这在古典哲学中得到了最为生动和充分的诠释和证明。按照我们长期以来的观念，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进程”，即使按照这种简单化的观念所提供的思想图景，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从康德，经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每一个人都以前人的观点作为出发点，但同时又不断超越前人，自成体系，在短短不到 50 年时间里，一浪接一浪地把古典哲学的进程不断推向新的高峰。
例如，费希特深受康德的恩泽和提携，费希特的第一本着作《试评一切天启》就是在阅读和研究康德的《纯粹》和《实践》之后，发挥康德哲学的“微言”而写成的。康德把它推荐给出版商出版，人们一度认为康德是该书作者。经康德之后，费希特在哲学界一夜之间名闻遐迩。但费希特对康德不是盲目，他认为康德所留下的“物自体”与“现象”的二分是康德哲学的理论矛盾与不彻底之处，试图以其《知识学》克服之，并把这视为对康德哲学的真正继承和发扬光大。当 70 岁的康德读完时年 32 岁的费希特的着作之后，发现后者与自己在基本观点上有重大分歧，于是公开申明自己的哲学立场与费希特“知识学”立场的根本差别并为自己的立场进行，构成“知识学”基础的“意识”概念是没有内容的、空洞的“幽灵”。面对老师的，费希特不为所动，穷尽一生，不断完善和改进其“知识学”体系，留下了多达十五个版本的《知识学》。今天回头去看康德与费希特之间这段“学术公案”，就不能不承认，两人之间既相互激励，又“和而不同”的学术关系，对于他们不断深化其思想体系，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令人感慨的是，费希特与康德的这种关系同样在费希特与谢林、谢林与黑格尔、康德与黑格尔之间重演。年轻的谢林通过对费希特哲学的领会与阐释确立了在哲学界的地位，但他最终还是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了他的老师，对费希特和康德“主观意识”特征明显的哲学观念作出了毫不客气的，形成了在理论原则和气质上与老师有着重大不同的新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此过程中，费希特也反过来对谢林的表示了强烈质疑并与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黑格尔与谢林本是同室好友，黑格尔刚刚出道时，谢林早已名满天下，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黑格尔才在大学获得教职。然而，在《现象学》一书中，谢林读到的却是黑格尔对自己不点名的:“哲学里现在流行的这种天才作风，大家都知道，从前在诗里也曾盛极一时过; 但假如说这种天才的创作活动还具有一种创作意义的话，那么应该说，创作出来的并不是诗，而是淡而无味的散文，那就是一些狂言呓语。同样地，现在有一种自然的哲学思维，自以为不屑于使用概念，而由于缺乏概念，就自称是一种直观的和诗意的思维，给市场上带来的货色，可以说是一些由思维搅乱了的想象力所作出的任意一些既不是鱼又不是肉，既不是诗又不是哲学的虚构。”黑格尔甚至用“夜间观牛，其色皆黑”来谢林的“绝对”概念的“空洞无物”。谢林也没有让步，而是从自己立场出发，反过来黑格尔的“概念”于逻辑与概念，从而抹杀了真正具体的“现实”，并在晚年展开了一场对黑格尔哲学的“”。另外，在黑格尔的着作中，黑格尔多处康德，声称是康德哲学的真正继承者、扬弃者与超越者，而康德本人则根本不认同黑格尔的哲学立场( 在黑格尔的立场最终被详尽阐述时，康德依然) 。所有这些都表明，古典哲学的发展历程所呈现的思想图景，与长期支配我们的“古典哲学是一个必然的逻辑进程”有着很大的不同，按照这种观点，“从康德一直到黑格尔的每一个哲学立场就像是楼梯的一个台阶，我们登上的时候就把先前的台阶留在了后面”。事实上，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之间，既存在思想上的相互刺激与推动，更存在不同立场之间的紧张与对峙; 既有思想上的惺惺相惜，更有摆脱前人依傍，特立独行的思想个性的挺立; 既有前人为后人提供思想资源与理论营养，更有彼此之间以“”与“反”的方式的“相互致敬”。
亨利希认为，应该放弃“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关于古典哲学图景的流俗描述，而以“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取而代之，以凸显古典哲学的哲学家之间这种风雷激荡的互动关系与思想气氛，这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因为“之间”远比“从到”更为深刻、准确地表达了古典哲学那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同时又个性张扬的思想理论氛围，它向我们证明: 古典哲学的哲学家们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他们谁也没有、也不能替代另一个，而是在相互激发中创造出了高度个性化的、属于自己的“哲学概念”，实现了每一个人的“理论创新”，并共同造就了古典哲学的辉煌。事实上，如果把眼光进一步扩展，这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学术生态不仅体现在哲学领域，还体现在整个的思想文化生活领域。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一书中描述了歌德对黑格尔哲学的重大影响，黑格尔在致歌德的书信中说道: “因为在我纵观自己发展的进程的时候，无处不看到您的踪迹，我可以把自己称为您的一个儿子; 我的内心从您那里获得了对付抽象的营养，获得了有抵制能力的，并把您的作品当作自己道的指来遵循。”事实上，兴起于 1770 年的文学艺术领域的狂飙突进运动所张扬的对封建与等级制度的犀利，对古典哲学影响至深，除歌德之外，像以赫尔德、席勒等为代表的狂飙突进运动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都在整体思想文化氛围上为古典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另外，正如亨利希十分生动而全面的描述所展示的那样，古典哲学除了前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代表人物“之间”所形成的哲学氛围，还有一个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群体在与这些代表人物的相互与反中，共同铺就和营造着“理论创新”的丰厚土壤，例如雅可比、赖因霍尔德、舒尔策、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荷尔德林等等。
按照英国哲学家波兰尼的观点，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创造者在其思想文化氛围、文化与教育背景中潜移默化所形成的“支援意识”，它作为一种“隐性”然而强有力的力量支持着人们的思想和知识创造。古典哲学深植其中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生态，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强大的“支援意识”。简要结论。
我们以古典哲学的“理论创新”为个案，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理论创新”的基本条件和要素，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重要。第一，要真正实现哲学理论创新，一个重要条件和要素在于是否能以哲学的力量切中并穿透“当代问题之所在的问题的中心”，深刻反映和表达时代个人和公共生活的苦恼、矛盾与希望。借用着名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一部名着的书名，哲学的理论创新要成为可能，哲学就必须有能力成为时代个人和公共生活的“镜”与“灯”。只有这样，哲学才有可能获得“理论创新”所应具有的思想份量与话语厚度。第二，要真正实现哲学理论创新，另一个重要条件和要素是能否在深厚的哲学底蕴积累的基础上，切中并穿透哲学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深层理论矛盾和困境。只有这样，哲学对时代问题的关注才能避免沦为表面的空洞的话语泡沫，真正赋予现实内容以哲学的崭新形式。第三，要真正实现哲学理论创新，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和要素是能否形成一种真正健康的有利于理论创新的学术生态。哲学思想家面向“思想的实情”的“思想”的张扬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多元，相互竞争和激荡的思想气氛，是孕育和哲学理论创新的必要“支援意识”。所有这些，对于渴望创造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与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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