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齐”与“物之不齐

　　庄子（约前370-286）与孟子（约前372-289）皆战国中期人，二子并世，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庄子为宋国蒙人，然其学脉在楚，学界称之为“宋人楚学”；孟子则属于邹国人，与孔子籍里鲁国相邻，其自称是孔子的私淑，后世遂以“邹鲁之士”代称儒家。宋国与邹国距离不远，同为思想巨擘的二子却在各自著作中互不道及，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公案。明人焦竑指出，“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也”（《庄子翼》），庄、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庄子发扬光大之学，孟子则嫡传克绍孔子之道，使得道家与儒家最终超越百家诸子

　　李智福，男，中山大学哲学系2014级博士，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逍遥之境与吊诡之言——基于悖论或矛盾的庄子哲学研究》。

　　庄子（约前370-286）与孟子（约前372-289）皆战国中期人，二子并世，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庄子为宋国蒙人，然其学脉在楚，学界称之为“宋人楚学”；孟子则属于邹国人，与孔子籍里鲁国相邻，其自称是孔子的私淑，后世遂以“邹鲁之士”代称儒家。宋国与邹国距离不远，同为思想巨擘的二子却在各自著作中互不道及，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公案。明人焦竑指出，“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也”（《庄子翼》），庄、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庄子发扬光大之学，孟子则嫡传克绍孔子之道，使得道家与儒家最终超越百家诸子，成为中国文化、神州慧命的“任”“督”二脉。庄孟二子虽然互不提及，但有一条隐微的思想史线索可以沟通二者，即他们对“物之齐否”持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众所周知，庄子以《齐物论》名世，并提出“以道观之，物无”“一齐，孰短孰长”的观点，孟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命题，此或是孟子对庄子的一种学术反驳，亦未可知。明人郭孔建云：“庄生曰‘齐物’，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此是辟庄周。”（《垂杨馆集·论孟》）形式上，“一齐”（庄子）与“物之不齐”（孟子）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二者歧见之所以如此大，乃归本于哲人对人生之不同的关怀方式和迥异的观照态度。

　　庄子的《齐物论》不是将强定为一尊，而恰恰是以承认“之不齐”为前提的，这种“齐”意味着承认一切存在皆有性、合，即存在皆“天完具足”。章太炎先生云：“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齐物论释·序》）正是此意。庄子因“不齐”而的“齐”，是一种平等的眼光和宽容的胸怀，对差异的包容，对、少数群体、独异个体的尊重，这与《中庸》所说的“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近似。同时，所谓“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庄子·外物》），当他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天地时，齐，一，生命也从高下区分的利益焦灼中悬解了出来，“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唐·司空图语），庄子“把有限的成无穷的境界”（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庄学代表了人类之高举远慕、隽永深致的一面，这种生命境界用庄子之语言之，就是“独与天地往来”“天地与我并生，而与我为一”。另外，庄子认为“齐物”的初始图景是人类未开化时的“至德之世”，那个时候，“山无蹊隧，泽无舟梁，群生，连属其乡，成群，草木遂长”（《庄子·马蹄》），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渗透着浓浓的诗人之乡愁意识和哲人之，着人类不可妄自尊大，时时需要。庄子云：“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庄子·庚桑楚》）庄子哲学时刻着人类，当心文明会走到文明的。千万年来，以文明自许的人类从来没有摆脱过战争、、的，而这些和，莫不是打着的旗号，庄子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

　　孟子没有像庄子那样悉心去论证“物之齐否”，而是用一句平实的常识之语即“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对提倡“君臣并耕”的农家学派展开。当时，“为神农之言者”之许行从楚国到滕国，宋国的陈相、陈辛兄弟闻风而来，尽弃前学，从师许行。陈相将许行之学转告孟子，孟子深不以为然，乃从社会分化、商品交换、与劳力分工等角度论证了这种“君民同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甚至是的。孟子云：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家？（《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强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恰恰是反对对天下整齐划一，比而同之。孟子曾云：“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孟子·梁惠王上》）天下之物的价值本应有大小多少之分，因此不可以“同价”贾之，如若以“同价”来买不同之物，必然会造成良莠不齐，以次充好。若这种“比而同之”的思想上升至社会领域就必然会造成。在孟子看来，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由“者”与“劳力者”两个阶层组成的社会：

　　有大人之事，有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也。故曰：或，或劳力。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在这里严格区分了“大人之事”和“之事”。“大人之事”是治理、组织和之事，“大人”是“者”，因此是“食税者”，古代圣贤如后稷、尧（放勋）、禹、契、皋陶等都属于这类人；“之事”是生产劳动，包括耕作、做工和经商，“”是“劳力者”，他们要“上税”，为“者”提供衣实之资。可见，孟子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一常识之语目的在于证明社会分工的合和必然性。孟子虽然没有明确说“”与“劳力”二者有高下之分，但却认为二者有“大人之事”和“之事”之别，其中表现出儒家士大夫那种浓烈的贵族的气息，这与《论语·子》篇“樊迟请学稼为圃”而孔子两拒之可谓一脉相承。

　　唐君毅先生指出，孟子哲学是立人之道。孟子之学说充满了人本主义的气息，是对人性、、等当所具备的终极价值的观照，人类高于、高于蛮力、文明高于蒙昧。孟子于“物之不齐”的原则当归本于他对人性之“先立乎其大”的，并因此为出发点而驰骛于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天下大同”的终极追求，其以“舍我其谁”“修其天爵”的希望能匡正天下。所谓“不为圣贤便为”（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孟子最终发扬光大孔子之学而奠定了中国士大夫的操持。

　　刘勰云：“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文心雕龙·诸子》）庄子持“一齐”，孟子持“物之不齐”，二者不可同，不能同，不必同，亦无高下之分。在那个战乱频仍、窳败的战国之世，他们发现的是不同的症结，因此对“君臣佐使”的调配，亦大不同。唯其不同，才证明了思想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庄孟“越世高谈，自开户牖”，唯其能独辟蹊径，方能体现思想的张力，二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始终是阴惨阳舒，此消彼长，并以此而实现互诤互补。以孟子对人性之善的补庄子的自然天性论，以免人性的沉沦、和；以庄子“一齐”之自在的、诗意的、艺术的补孟子哲学所许诺人生之过于沉重的负担、责任和义务，以避免人生的异化、、化。李商隐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可谓是庄孟互补的诗化言说。晚清学者刘鸿典先生指出，庄孟可能是“千里神交而心相照”（《庄子约解·序》），此言不虚。在中国古今士子的人生中，孟子“睟面盎背”的仁者和庄子“不蕲樊中”的自在应该说是埋伏在他们生命深处的动静两脉。在另一种意义上，当庄子云“独与天地往来”时，孟子则云“上下与天地同流”；当庄子云“与我为一”时，孟子则云“皆备于我”；当庄子云“不为轩冕肆志”时，孟子则云“说大人则藐之”。这些近似的名相背后不正隐含着近乎一致的哲人情怀么？刘勰论晚周诸子云：“标心于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两千多年前，庄孟已然为神州文化、士人传统深植灵根，他们标心、送怀千载于中国知识的便是“之人格”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