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神秘主义

　　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相较，中国哲学尤其注重层面的体验、契会和，强调境界的与展现，而哲学则专注于逻辑分析和沉思。哲人很难接受“涵养”“体贴”“体认”等作为哲学语汇，更不消说把“与天地合其德”“上下与天地同流”“皆备于我”“浑然与物同体”等作为哲学性命题了。这对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中国哲学的特点，深入理解某些中国哲学思想命题具有积极意义。神秘主义既不限于宋学也不限于哲学，毋宁说它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哲学所致力追寻的境界脱胎于古代教生活的基本经验，并予以创造性，论形态的哲学范式就是创造性和思想淬炼的理论结晶。

　　“半日读书，半日”是宋明时期知识喜欢说的话，“圣贤气象”也是宋学家经常讨论的问题。这多少有点儿神秘，因为通过“体验未发”说不清道不明，而诉诸逻辑把握“圣贤气象”终究是剪不断理还乱。一般的研究经验是，倘若我们对宋学缺乏某种体验层面的内在了解，就不可能鞭辟入里地理解把握它。其实，这何尝不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呢？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相较，中国哲学尤其注重层面的体验、契会和，强调境界的与展现，而哲学则专注于逻辑分析和沉思。哲人很难接受“涵养”“体贴”“体认”等作为哲学语汇，更不消说把“与天地合其德”“上下与天地同流”“皆备于我”“浑然与物同体”等作为哲学性命题了。

　　冯友兰曾专门讨论中国哲学中的神秘主义，试图解释“一体”“主客泯合”的境界。陈来在研究阳明学的时候，亦留意于神秘主义与儒学传统，特别是心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并在深入考察传统中是否存在神秘体验（mystical experience）这一问题之后，确认了宋学包含神秘主义传统的事实。这对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中国哲学的特点，深入理解某些中国哲学思想命题具有积极意义。

　　神秘主义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教基本经验的固有内容，如印度教的“梵我合一”、教的“神（）我合一”等。主流的学术研究取径多是经验方面界定神秘主义，程乐松的新作《身体、不死与神秘主义》也体现了这样的旨趣。既然诸世界教似乎都关注“神我合一”“神的昵近”，教理教义和实践亦殊途同归，那么，我们能不能借石攻玉，进而思考儒教是否内蕴了教意味，或者说探究思想的教性？

　　哲学与传统教之间的关系是个治丝愈棼的问题。有些学者试图从观念、实践等方面入手，论证儒学在某种意义上近似教或与古代教藕断丝连。笔者却认为，这种诠释进注定不足以入木三分。试想，“程门立雪”故事能表明儒教是一种教吗？问题的关键在于，哲学才是整个儒学的基础与主流，更是其本质所在，无论其中包含了怎样多样化的部分或支脉。神秘主义既不限于宋学也不限于哲学，毋宁说它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

　　那么，神秘主义的成分是如何内在于中国哲学的？换言之，中国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趋向于神秘主义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笔者相信，神秘主义在本质上是朴素的，哲学形态的神秘主义尤其如此。试举几个例子。《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合其吉凶。”《孟子》说：“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中庸》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庄子》载：“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备物以将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达彼，若是而至者，皆天也，而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内于灵台。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业入而不舍，每更为失。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间之中者，鬼得而诛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独行”。这几段话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聚讼千古、难以索解，确切地说就是，难以甚至决不能诉诸哲学研究常用的逻各斯（logos）工具予以解释和分析；另一个特点则是它们都是境界语，旨在呈现高于物外的超越境界，而境界则是不可方物、不可思议的。古代哲人从来不认为，内心深处幽微莫测的体验可以经由世故的日常语言传达出来，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恰好表明了内在理解（经验层面的契会）的重要性。可见，中国哲学之神秘主义因素来源于现象的深邃性和人文的复杂性。生活世界和现象里面有太多的迷思和玄秘，真正活色生香的都是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对此深有体味的方东美甚至使用“玄之又玄的奥秘”（mysteriously mysterious mystery）来指点理解中国哲学的径。

　　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哲学所致力追寻的境界脱胎于古代教生活的基本经验，并予以创造性，论形态的哲学范式就是创造性和思想淬炼的理论结晶；而境界理论乃是论哲学的一个有机部分。也就是说，神秘主义乃论哲学的固有特征之一。只有置身于论哲学的理论语境和思想脉络之内，境界和神秘主义才具有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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