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的，每逢假日，中央公园、北海、陶然亭等处，不时见到四个结伴游玩的姑娘。她们上穿浅灰布罩衫，下面是黑绸裙，裙子中间横着镶嵌了一道两寸宽的彩缎花边。这几个装扮得素净又不乏俏丽的女子，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庐隐、程俊英、王世瑛、陈定秀。她们年龄相仿，志趣、抱负相投，被同学们称为“四公子”。程俊英回忆，“我们四人无论上课、、寝室、外出，都形影不离。”庐隐的性格最放旷，自命孟尝君，她后来的小说《海滨故人》，就以“四公子”为原型。
程俊英的父亲程树德是清末翰林，北大、教授，我国著名法律史专家。1917年，程俊英考取大学，父亲保守，并不支持女儿深造，是母亲帮助女儿逃出去读书。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四公子”倾情参与。女高师学生组成团、宣传队去各处宣传，还奋力推倒学校的后门后墙上街。这所全国当时唯一女子高等学校的学生，举着纸旗西长安街，着“还我河山”“贼曹、陆、章”等口号……她们激愤、热切的面容，纤柔的身影，在1919年灰扑扑的，特别引人瞩目。这次影响巨大，程俊英和同学们都异常兴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女子第一次的干政。”
她们的老师，有国故派的刘师培、黄侃，新潮派的李大钊、胡适和欧美派的傅铜等，很多是来兼课的北大名师。新文化运动李大钊、胡适对学生们影响很大。胡适“将北大的文学新风，吹到了女高师。”他讲授中国哲学史，以白话文写讲义，对学生白话文，向她们介绍《新青年》。李大钊讲授女权运动史、社会学、伦理学等课程，他出的论文题目是“论妇女解放”，程俊英那篇写得“离经叛道”的论文，被他选送到女高师校刊发表。李大钊还鼓励学生们以话剧的形式封建礼教、婚姻。大家将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改编为五幕话剧，李大钊任导演，程俊英演刘兰芝，冯沅君演焦母。1921年在学校预演，是年冬还借教育部大礼堂公演了四天，很多观众流泪不已。女学生初登话剧舞台，不仅创了“第一”，还具有性意义：她们挑战了几千年来文人轻视艺人、轻视俗文学的传统。
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中国这批最早的女大学生，有幸沐浴五四的急雨惊风，她们的眼界和举止，跟母辈相比，十足的标新立异，那可是真正时尚。程俊英等参加北大学生组织的杜威研究会、罗素研究会，去听杜威和罗素；上街，参政，剪发，演话剧，在学校会客室会见来访的外校男生，轰走“三从四德”的老师……既是受惠于新风尚新，也是千年约束，张扬地青春、舒展个体生命，且苏醒了女权意识。
从奔放的五四青年，到沉潜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中间的转折看似突兀，却又自然而然。幼时，饱读诗书的母亲教程俊英古诗和《》《五经》《文选》，国学根基奠得很牢。七八岁时在福建私塾念书，老师每天的讲授内容，就有《诗经》《千家诗》等。自那时《诗经》就攫住了她。她从1918年后不再写古文，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但觉得萌芽时期的新诗，到底不如古诗蕴藉隽永，故一直跟黄侃学古诗。
程俊英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学，尤精于先秦文学，《诗经》研究更是累累。“”结束后，她修改存稿，出版《诗经漫话》《诗经译注》《诗经注析》等书，备受学术界推崇。
《诗经》今译的版本不少，程俊英译本特别受读者喜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她译为：“茂盛桃树嫩枝丫，桃花灿烂粉红花。这位姑娘要出嫁，和顺对待你夫家。”“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她译成：“求求你呀小二哥！别爬我家大门楼呀！别弄折了杞树头呀！树倒不算什么，爹妈见了可要吼呀”……既朗朗上口，又遵循了原诗或雅或俗的口吻、意趣，她说，“译诗的优劣，非经过比较和反复咀嚼，不能得其三昧。”程俊英同时也认为，诗歌其实是不宜翻译的，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再高明的，都无法复现那种缠绵悱恻之美。她觉得，将《诗经》通俗化的努力，只是帮初学者砌几道台阶，让他们最终能“拾级而上，登堂入室”，去领略“真金美玉”。
程俊英和她的同学，早年都目睹过女性亲友的婚姻悲剧。所以，呼吁妇女解放、婚姻自主，也是她们投身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因，程俊英就以恋爱而获得美满姻缘。接受教育、走入社会，使妇女得以摆脱依附地位，自尊自立，施展才华；杜绝包办婚姻，则给了她们从心所欲选择爱人的。不过，婚姻，结下的也不见得都是金玉良缘，程俊英的闺蜜庐隐，就是最伤痛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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