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哲学的困境是内蕴于其基本理论建制的品性, 致使哲学家们都无法跳出构筑的王国。正是这样, 马克思对旧哲学的变革内在地蕴含着二重指向。一是对其理论建制实施彻底前提, 克服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局限;二是建立一门新哲学, 将哲学为改变世界的智慧。总的说来, 这场不断深入而又愈加彻底的哲学包括如下这些环节。
马克思与旧哲学的接触始于青年时代。他当时试图构建一个“法哲学体系”[4]10。这段法哲学研究的经历使马克思触及了旧哲学的先验困境。“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它又成了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4]10。马克思因此生平第一次世界观危机。“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4]651-652如何才能从先验的世界现实世界?为此, 马克思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 汲取了其思想。“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 而决不允许任意划分;事物本身的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 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5]。这不仅消解了旧哲学的先验困境, 而且初步确立了一种辩证的哲学观架构。
马克思将之运用到了《博士论文》中。通过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原子论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了哲学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他现在把哲学的发展看成哲学本身的否定和消灭, ……亦即看成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6]。马克思由此确立了“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蕴含着相互统一的两个原则。一是原则:即透过事物现象其本质;二是原则:即通过推动世界发生改变。显然, 马克思不仅初步克服了旧的哲学形而上学体系的, 而且由此确立了一种虽则思辨但却辩证的哲学方法。
上述两大原则即“原则”和“原则”成为马克思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他将之贯彻到了《莱茵报》时期, 用于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对旧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我们知道, 自柏拉图以降, 生活世界一贯被哲学家们视为变动不居的“世界”。他们罢黜了其实在性, 仅仅将之作为崇高王国的意向关联物。而马克思这里则了一条对现实问题进行哲学求解的崭新道。
无论是对出版的捍卫, 还是对“林木盗窃法议案”的驳斥, 以及对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问题的剖析, 马克思都始终这两个原则。他不仅地了问题的实质, 而且对其矛盾展开。这种的“”和的“”使马克思的思想与现实和时代紧密相联。一方面, 马克思自觉将的世界观贯彻到了活动中, 为自身思想发展赢得了动力源泉;另一方面, 在破解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过程中, 马克思的世界观在发生变化。他愈发清楚地意识到旧哲学耽于静思的局限。哲学不再是遨游于理论的超验智慧, 而是要成为“的智慧”即“当代世界的哲学”[7]121-122;哲学家再也不能停留于纯粹理论玄思, 而是要自觉地走出理论现实, 解答紧迫的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
然而, 这种的和的世界观却内含危机。马克思自觉将事物的本质设定为本体, 以此为尺度对其不合展开反思。这一做法, 一方面撼动了旧哲学的根基;另一方面却并未找到解决矛盾的现实途径。这一困境在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农民贫困问题上彻底。这样的“物质利益难事”给马克思带来了极大苦恼[8]2。按照的原则, 国家是代表全体社会的共同体, 法律是所有人利益的。但现实情形却截然相反。国家竟成了私人攫取利益的工具;法律竟成了为之的手段。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深感苦恼的马克思对此虽极为愤慨。然而, 他发现, 除了诉诸于纯粹的“”和抽象的“报刊”之外, 别无他途。
矛盾推动着马克思思想进一步发展。“在克罗茨纳赫, 马克思……认识到自己过去的许多想法是的或片面的, 因而必须用新的思想取而代之。但是如果不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特别是他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性的分析, 就不能做到这一点。”[9]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研究了问题。“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 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 在历史真实中, 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形式的谓语”。[4]368-369这样, 奠立于对确凿的历史事实的研究, 马克思了黑格尔的哲学逻辑, 赋予自身世界观以唯物主义内涵。
这种唯物主义世界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得以丰富和深化。“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 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性的分析”[8]2。马克思在这里确证了黑格尔的世界观的性。“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 并把这种表面当做事情的本质。”[7]377黑格尔深刻地握住了近代以降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 然而却将之湮没于思辨的逻辑, “他用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家的本质。”[7]324针对黑格尔这一迷误, 马克思对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再。家庭和市民社会不但不是国家的附属物, 反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10]11。这样一来, 马克思就克服了黑格尔世界观的性, 与之相应, 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开始确立。
在几乎同期的“德法年鉴”, 这种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发生了质变。“1844年在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和阿尔诺德·诺德主编的《德法年鉴》, 上述转变在这里彻底完成 (世界观变革———笔者注) ”[11]39。对此, 马克思在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强调指出:“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已在‘德法年鉴’中, 即在‘黑格尔法哲学导言’和‘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12]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 马克思明确将哲学与实践相结合, 赋予自身世界观以现实的和时代的内涵。“哲学把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 同样, 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武器”[10]214。“的武器”和“武器的”被马克思有机地统一起来。哲学是解放的思想武器;而则是确立这种彻底的新哲学的现实径。其次, 马克思既继承了旧哲学探本溯源的求索, 又赋予其新的内容。马克思在一个新的高度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贯彻到底。“它不是解剖刀, 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 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 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10]202。要言之, 新世界观已然不是关于“世界”本体的逻辑统摄, 而是对现时代矛盾的解剖。其三, 以求解“问题”为契机, 马克思击穿了旧的哲学形而上学逻辑。马克思深邃地把握到了时代的矛盾, 即国家与市民社会之近乎“唯灵论般”的尖锐对立[10]173。马克思不仅把握住了这一矛盾, 而且洞察到了破解矛盾的途径。“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 它的心脏是”[10]214。既是私有制的产儿, 更是这个时代的终结者。“这是马克思对于伟大历史作用的最初阐明”[13]129。对此, 列宁深刻指出, 马克思“已作为一个家出现”, 因为“他诉诸群众, 诉诸”[11]4。
这样, 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 马克思完成了自身世界观的变革。海德格尔深刻地将超感性世界的“坍塌”等同为柏拉图主义完结, “我们把超感性领域的这种本质性坍塌称为超感性领域的腐烂”[14]。而马克思的世界观变革不仅从根基处了旧哲学的先验幻想, 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将之彻底扭转到了一个全新境域。马克思确立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这种新世界观与旧哲学有着本质区别。它不是关于自然界和的终极解释, 而是旨在通过切实的实践行动推动现实世界矛盾的。本质而言, 新世界观就是解放的思想武器。它的任务和是为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梦见偷东西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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