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左眼跳：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葛兰西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后世的研究者中存在争议。佩里·安德森和恩斯特·拉克劳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为解决该问题，我们尝试梳理《狱中札记》的不同版本。以《狱中札记（续编）》为基础，可以发现：葛兰西留下了大量有关“经济学”的讨论。这些讨论工团主义、福特主义问题，并受到了克罗齐、斯拉法等人的影响。其中，“经济人”、“决定市场”分析、“内在性”理论阐发、“趋势规律”探索，构成了葛兰西研究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问题焦点。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有关“实践哲学”的阐释，及其意识形态霸权和国家理论，可以得到更为全面的理解。
在既有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视为一种远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哲学。近年来，围绕马克思主义乃至当代激进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在若干具体个案上已经形成了新的思考和。受这些研究的，利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葛兰西文献和思想研究的最新，笔者尝试就“经济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初步的探讨。本文将从葛兰西理论形象的差异问题出发，在《狱中札记》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回顾20世纪20、30年代欧洲左翼演进的历史背景，以“经济人”、“决定市场”分析、“内在性”阐发和“趋势规律”探索为焦点，描绘一个关注经济学的葛兰西思想形象。
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葛兰西的理论形象最主要地是由“实践哲学”和意识形态“霸权”（或“领导权”）两个概念所塑造的。与前者相关，葛兰西与卢卡奇、柯尔施一道，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其核心观念，是黑格尔主义的或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重建历史总体的理论。与后者相关，葛兰西更多是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和国际研究中被“重新发现”的思想家。其核心观念，是超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的“市民社会”概念，以及在“市民社会”中所进行的作为斗争策略的意识形态“霸权”。上述理论阐释的基础，首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这一手稿断片式文本，辅以相关的论文和书信编选。
这样，从《反资本论的》出发，到“知识”和“现代《君主论》”，再到“市民社会”和“实践哲学”，就构成了我们理解葛兰西的一条主要思想脉络。隐含其中的，在我们看来恰是佩里·安德森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满和：葛兰西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忽视了从经济学出发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然而，与葛兰西的这一思想史形象相左，《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作者恰恰对葛兰西给出了更为积极的评价。反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在相关问题上对葛兰西提出了尖锐的。在《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安德森提到：“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机器以及这种所必需的战略。葛兰西在这个方面是唯一的例外。”（佩里·安德森：《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1页。）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对葛兰西的国家理论及其当代影响并不陌生，但是安德森并没有具体说明葛兰西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运动规律研究。
然而，沿着“霸权”分析的线索，我们却可以发现：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虽然强调了葛兰西意识形态“霸权”概念的重要性，但却他并未真正超越“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经济”。“对于葛兰西，霸权主体同一性的根本核心是在它进行连接的领域之外构成的：霸权的逻辑并没有显露出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解构作用。”（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6页。）同样是关注霸权，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的似乎与我们的既有理解有所出入。那么，问题是葛兰西到底在何种意义上仍然局限于，或者说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的研究和？
可以说，安德森和拉克劳有关葛兰西的不同叙述，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个共同问题：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包括“实践哲学”理论，与经济学之间是否存在理论的关联？作为这一问题的“僚机”，皮埃罗·斯拉法与葛兰西的关系构成了我们关注“实践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另一动因。作为新李嘉图主义学派的理论代表，斯拉法最深入的两个思想形象是：《李嘉图全集》剑桥版的编者和《用商品生产商品》的作者。然而，除了斯拉法的名字被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序言中提到并感谢外（“较之更甚——往往中肯有力——，我还获益于剑桥大学的一位老师，P·斯拉法先生。他多年来一直对我的思想进行。这本书最重要的观念都得益于这种激励。”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作者序言”，杨湘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4页。），还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是，斯拉法与葛兰西之间的亲密友谊和长期合作。1919年，斯拉法就与葛兰西结识。1921年，他加入了葛兰西领导的《新秩序》周刊编辑部。1926年，葛兰西后，二人通信交流。在此期间，斯拉法帮助葛兰西收集了大量关于经济学的著作。据说，为方便向葛兰西提供书籍，斯拉法还曾在都灵的一家书店以葛兰西的名义开了一个专门的账户。（参见Amartya Sen, “Sraf, Wieegenstein, and Gramsci”,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LI (December 2003)。）
基于斯拉法和葛兰西的合作与通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狱中札记》中包含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这从一个侧面，间接呼应了安德森和拉克劳等人对葛兰西的评论中所隐含的线索：葛兰西研究了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并且仍然强调从经济学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并提供相应的斗争策略。有基于此，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是：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是如何研究经济学问题，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展开分析和说明的？更进一步，这一研究与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和“内在性”理论，与他强调“市民社会”并提出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他对“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的研究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理论关联？
寻求上述问题的解答，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回到《狱中札记》的文本中去，发现葛兰西对经济学的研究和。虽然，《狱中札记》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实践哲学等同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的警句，以及这样的判断：“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发现普遍化了，就是说，它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这些发现推广到整个历史中去了，并从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从中引出新的世界观”（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0-492页。）。但是，在《狱中札记》中，我们很难直接找到葛兰西集中论述经济学问题的长篇段落。一方面，客观说来，这同葛兰西《狱中札记》的断片式书写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既有的《狱中札记》中文本，并非全译本，而是根据不同的外文版本翻译的节译本。因此，葛兰西与经济学这一理论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我们简要回顾《狱中札记》的文献出版和版本流传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根据既有文献信息，概括《狱中札记》中有关经济学问题讨论的文本线索。
在中文文献中，存在两个不同版本的《狱中札记》。同时，《葛兰西文选》也收入了《狱中札记》的部分内容。《狱中札记》的两个中文版本分别是：（1）葆煦翻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2）曹雷雨等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以前者为基础，《狱中札记》的部分内容被收入了《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这两个版本的《葛兰西文选》又略有不同。后一个《狱中札记》版本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
对比两个中文版本的《狱中札记》，可以发现在文献选择和内容编排上存在一定的差别。究其根源，是因为两个版本的《狱中札记》所参照的译本并不相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狱中札记》，所依据的是《葛兰西文选》（俄文三卷本）的第三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狱中札记》，所依据的是《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集》（英文版），1971年出版（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and Nowell-Smith,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无论是《葛兰西文选》第三卷还是《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集》，都没有收入葛兰西的狱中的全部作品。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一方面，当我们读中文不同版本的《狱中札记》时，会文本编辑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面对既有的中文版本，我们为什么无法直接获得葛兰西讨论经济学的充分文献依据。
虽然前者是理解葛兰西思想的文献基础，但是由于只有意大利文版本，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借助于《狱中札记（续编）》所提供的新的文本信息。该书主要包括七个部分，分别是：“教：运动和意识形态”“现代教育原则的起源”“经济科学的本质和历史”“经济潮流及其发展”“科学、逻辑与可译性”“克罗齐研究提要”“克罗齐的哲学”。其中，收入了大量葛兰西集中讨论经济学说史、马克思经济学和经济学与哲学方关系的部分。这些文献连同《狱中札记》中有关“实践哲学”研究和“经济主义”的内容，构成了我们讨论葛兰西思想中“实践哲学”与“经济学”理论关联的文本依据。
葛兰西的《狱中笔记本》，共计33个笔记本，其中29个笔记本是葛兰西所写的有关、文化、哲学、历史、文学即其他主题的各类笔记，4个笔记本几乎全部是德语文献的翻译（Antonio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Volume I,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by Joseph A. Buttigie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ix.）。目前，《狱中笔记本》的全集历史考证版尚未被完全翻译为英文和中文，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狱中札记》英文版，并非直接依据《狱中笔记本》意大利文版翻译。加之，葛兰西自己在写作笔记本的过程中，虽然对笔记本和不同的要点进行了编号（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狱中笔记本》中的笔记本编号用“Q”表示。在文本接下来的叙述中，将遵循这一惯例。），但是由于写作顺序的复杂性，本文暂时无法对葛兰西研究经济学问题的文本线索给出详细的历史考证。依据《狱中札记》英文版和《狱中札记（续编）》英文版的相关信息，可知葛兰西《狱中笔记本》中有关经济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1930年至1932年间。按照主题，可以概述如下（具体讨论中所标注的断片主题，是我们根据文本内容概括得出，与《狱中札记》和《狱中札记（续编）》中的原文不尽相同。）。
第一个主题是“经济学说史研究和纯粹经济学”，集中在第八、第十和第十五笔记本。围绕这一主题，葛兰西在斯拉法的帮助下，搜集到相关文献，围绕经济学说的历史发展和“纯粹经济学”展开思考和讨论。所谓“纯粹经济学”，可以理解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庸俗经济学”或者19世纪下半叶以降的现代经济学。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是葛兰西对“经济人”概念的。构成这些主题的片断有：“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基雅维利”（Q8）“经济史研究——克罗齐”（Q8）“经济科学的开端——康替龙”（Q10）“经济研究的方法”（Q10）“经济人假设”（Q10）“经济人的主体”（Q10）“潘塔莱奥尼与纯粹经济学——主义假设”（Q10）“论纯粹经济学——非历史的抽象”（Q10）“莱昂内尔·罗宾斯——边际分析”（Q15）等。
第二个主题是“葛兰西同时代的经济学问题反思”，集中在第七、第八和第十笔记本。围绕这一主题，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个视角：一是葛兰西同时代意大利经济领域的观点评论，如对葛拉齐阿第、乌戈·斯皮托的研究和等；二是对1930年前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如布哈林的著作等进行的阅读和思考。其中，剩余价值和利润率问题、国家问题等都是在理论研究中凸显出来的，与资本主义“大危机”及其调整直接相关的现实问题反思。构成这些主题的片断有：“葛拉齐阿第的——非劳动利润”（Q7）“葛拉齐阿第的永动机”（Q7）“论葛拉齐阿第——剩余价值与利润”（Q7）“葛拉齐阿第与劳动价值论问题”（Q8）“乌戈·斯皮托与‘决定市场’”（Q8）“论艾奥迪与斯皮托关于国家的争论”（Q10）“古典经济学与经济学”（Q10）“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纲要”（Q10）“与自主”（Q10）“论事态接合”（Q6和Q15）等。
第三个主题是围绕克罗齐与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相对集中的讨论，集中在第十笔记本。拉布里奥拉与克罗齐是直接影响葛兰西的意大利哲学家，二者的共同点是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联，也常常被视为“新黑格尔主义”的理论代表。1932年前后，葛兰西围绕克罗齐，尤其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1901年）一书，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并留下了详细的分析和评论。这些内容构成了第十笔记本的主体，其中包含大量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讨论。与该主题直接相关的片断有：“经济学的科学”（Q10）“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Q10）“踏步机式的价值理论”（Q10）“克罗齐与利润率下降”（Q10）“相对剩余价值与利润率下降”（Q10）“福特主义与利润率下降”（Q10）。
第四和第五个主题，分别是“实践哲学研究诸问题”和“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两个相对集中的主题讨论。这两个部分已经为既有《狱中札记》中文版本所发表，并且得到了学界较为充分的讨论。前者是在第十一笔记本（Q11）中完成的，写作时间为1932年底且不迟于1933年3月。后者则由一个相对的笔记本构成（Q22）。在“实践哲学研究诸问题”的讨论中，葛兰西从此前的内容，如葛拉齐阿第、拉布里奥拉等出发，引出了“实践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内在性”概念的理解上，葛兰西由马克思黑格尔的关系问题过渡到“古典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讨论，其中直接涉及到对李嘉图的推崇和探讨。对古典经济学价值概念的讨论，同葛兰西对“经济人”假设和“决定市场”的分析直接相关。而“经济学”中有关“趋势规律”的讨论，构成“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和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出发点。当然，在这一相对的片断中，国家问题构成了葛兰西现实策略探讨的重心。
基于《狱中札记》和《狱中札记（续编）》所提供的文本线索，我们可以发现：葛兰西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指向。这些问题包括：（1）对现代经济学的，用葛兰西的术语就是“纯粹经济学”；（2）通过克罗齐《历史唯物主义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的研读，引出的“实践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3）通过考察“经济学”所提出的“趋势规律”，来回应“大危机”之后，福特主义兴起所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策略问题。这就提醒我们：作为意大利的领导人，葛兰西在《狱中笔记本》中对经济学问题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理论兴趣——在这个阶段，《资本论》手稿尚未公开发表，也没有表明葛兰西读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献；而是直接同当时西欧，特别是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直接相关。为了更好的理解葛兰西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狱中笔记本》写作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语境。
正如克拉科特在其研究中敏锐指出的那样，葛兰西对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和“纯粹经济学”的，在现实指向上，面对的是当时意大利和西欧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两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是具有法国和意大利特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流派“工团主义”，二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欧普遍泛滥的“经济主义”。这一点非常类似于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所的社会历史背景：随着竞争的资本主义向“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或“帝国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现实，在观念层面上表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唯意志论与机械宿命论之间的二律背反。
借助于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葛兰西认为以索雷尔为代表的带有无主义色彩的“工团主义”，不过是主义的一种变形，其本质是“市场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团主义者“利维坦”的观念，较之一种以国家为基础的中央和计划控制更倾向于一个（调节的）市场 （Michael R. Kraetke, “Antonio Gramsci’s Contribution to a Critical Econom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3 (2011).）。在葛兰西的理论话语中，“经济主义”指的就是与主义相媾和的“工团主义”。而在对“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的中，势必涉及到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基础的“纯粹经济学”的——这一点直接体现在葛兰西对意大利经济学家、工团主义者潘塔莱奥尼的上。其中的核心观念就是“经济人假设”和“决定市场”。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斯拉法不仅与葛兰西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和友谊，而且为葛兰西在《狱中笔记本》中进行经济学及相关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帮助。考虑到斯拉法是《李嘉图全集》剑桥版的编者，并且推动了所谓新李嘉图主义的发展，那么葛兰西在“实践哲学研究诸问题”的讨论中对李嘉图的推重或许在直接的意义上受到了斯拉法影响。此外，就葛兰西关注研究经济学问题来说，一个更为直接的思想背景是克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结合《狱中札记》和《狱中札记（续编）》的文本来看，克罗齐可以说是对于葛兰西来说最为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实践哲学”和“经济学”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同克罗齐对话的意义上展开的。
在克罗齐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既非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纯粹经济学”，也非经济学史研究，而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解与再现。然而，克罗齐页也对马克思提出了。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非一种一般性的理论；其二，马克思的叙述方式不够清晰，特别是价值概念和剩余价值概念，是一种理想模型对现实资本主义关系的“踏步机”（elliptical comparison）式理论；其三，马克思并没有提供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充分证明。上述这些质疑，构成了葛兰西探讨的直接出发点和核心议题，如从“决定市场”向“内在性理论”的过渡，对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分析，以及对“趋势规律”的探讨等。
除了克罗齐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资本论》的探讨外，20世纪初期意大利、苏联（俄）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关经济学问题的相关探讨，也构成了葛兰西在《狱中笔记本》中探讨“经济学”的思想背景和对话对象。其中，代表性的有阿基尔·洛里亚、葛拉齐阿第、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布哈林等（洛利亚，意大利庸俗经济学家，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改进者”，是一个“写作冒险家”（恩格斯语）。葛拉齐阿第，意大利经济学家和家，意大利的创建者之一。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苏联（俄）经济学家，1926年与拉皮杜斯合著的《经济学概要与苏联经济理论》（1926年）是第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布哈林，联共（布）党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集中讨论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通俗手册》））。。在对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思考中，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概念和利润率下降规律构成了葛兰西关注的焦点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以利润率下降规律为例，许多“经济学”阐释中的“神秘化”（参见Michael R. Kraetke, “Antonio Gramsci’s Contribution to a Critical Econom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3 (2011)。）。与此同时，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探讨与对福特主义的研究和应对直接相关。正如葛兰西所说，“利润率中的趋势规律，需要在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的基础上加以研究”。而“亨利·福特的工业活动可以被理解为：通过保持超越竞争对手的优势地位，而实现的一种持续的、不停的逃避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斗争”（Antonio Gramsci,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erek Boothma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5, p. 592, 589.）。既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规律与剩余价值理论直接相关，剩余价值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又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相关。当葛兰西在纯粹经济学、研究福特主义时，势必涉及到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国家，特别是国家如何介入市场，对经济产生作用的。
概括起来说，葛兰西《狱中笔记本》写作，特别是其中对经济学问题的关注，了现实的社会背景，再现了葛兰西同时代的思想语境。当时最大的现实就是资本主义从竞争的“个人主义”的阶段过渡到组织化的、“福特主义”的阶段。在此过程中，如何认识、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工团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特别是与无产策略直接相关的资本主义国家作用问题，成为葛兰西“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受克罗齐等人的影响，这些现实问题的反思也深刻映现在“经济人”观念、“决定市场”和客观规律的“内在性”分析、“趋势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研究的理论探索之中。
正如既有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葛兰西在写作《狱中札记》时，出于回避审查的需要，同时部分受到所能接触到的文献的影响，使用了一些特殊的术语来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写作。代表性的有用“实践哲学”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用“伊里奇”来指代列宁等。同时，结合研究和思考，葛兰西还提出了“霸权”、“历史一元论”、“有机知识”、“市民社会”、“阵地站”等有创新意义的概念。在《狱中笔记本》所进行的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一些特殊的指称和具有创新意义的概念，如用“经济学”来指代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经济学，用“趋势规律”来分析说明“利润率下降”，用“决定市场”和“内在性理论”来说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方法等。在此过程中，我们认为：系统把握葛兰西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他对“经济学”的阐发，“经济人”、“决定市场”、“趋势规律”是三个基本概念。其中包含的是葛兰西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本质和运动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福特主义转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心以及策略变化的深刻思考。
“经济人”概念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尤其是在边际效用之后，以葛兰西所说的“主义假设”为前提的“纯粹经济学”，或者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庸俗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经济人”。在葛兰西的《狱中笔记本》中，对“经济人”的分析是同对潘塔莱奥尼的和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关联在一起的。其理论和现实指向，是葛兰西对“工团主义”的：“经济主义——贸易的理论运动——理论的工团主义”。这是因为，理论的工团主义以市场的抽象预设“经济人”为前提，相应地也就忽视了国家的经济作用，因而带有了强烈的无主义色彩。
葛兰西指出，“经济人”的讨论总是与所谓的“人的本质”相关；但是，“经济人”不过是特定社会形式和经济结构中的经济活动的抽象。正如《狱中札记》英文版的编者所注释提到的那样，葛兰西把“经济人”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的经济活动的抽象”；“这样一种抽象决不必定是超历史的，也决不是属于和经济抽象一样的性质的，经济人是一种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活动的需要的抽象，正如经济学家在其科学著作中提出的假设的总和，无非是处在特定社会形态的基础上的前提的总和一样”（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490-491页。）。在此基础上，葛兰西并不是简单否定了“经济人”假设，而是了“纯粹经济学”对于人的本质的非历史抽象。“纯粹经济学”是一种基于经济原则或“主义假设”（边际效用）的演绎，抽象掉了历史的现实并预设了一种超时空的“人的本质”。因而“纯粹经济学”是建立在18世纪经验主义和19世证主义基础上的，源于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Antonio Gramsci,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erek Boothma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5, p. 303, 299.）。换言之，超历史的“经济人”并不存在，但是却可以在经济活动的物质承担者意义上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抽象出资本家、工人、奴隶、奴隶主等。
对于“纯粹经济学”的“经济人”非历史预设的，势必涉及对“抽象”本身的理解。葛兰西专门指出，经济学抽象预设的基础是现实的“历史描述”，为科学预设提供了真正的前提，也是科学研究展开的起点。这就涉及到历史的现实的抽象问题。受克罗齐等人的影响，葛兰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首先是从“决定市场”的概念出发的。
在葛兰西看来，对于“经济学”来说，“决定市场”关注的是特定社会形式中具体经济活动的共同活动方式，这种共同活动方式遵循一种历史的抽象规律。因此，“决定市场”的概念和事实：就是，科学地发现具有特殊决定性的力量历史地产生了，这些力量的作用以某种“自动性”表现出来。这种自动性容许对于那些在辨认和科学地了这些力量的本质以后接受这些力量的个人创作的未来，有一定量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507页。）。在我们看来，“决定市场”概念是葛兰西性地理解“经济人”假设的合乎逻辑的推进。正是凭借“决定市场”概念，葛兰西得以说明“纯粹经济学”和“经济学”在“经济人”概念上的差别，以及超历史的抽象与现实历史的抽象之间的不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决定市场”的字面涵义有所不同，葛兰西使用这一术语时不仅指向了“经济人”假设的现实基础，而且将经济、、文化等要素综合起来考虑，这既是对“经济主义”的，也可以说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个人”“共同活动方式”题中之义。其中，葛兰西特别关注的是国家理论，并且提出了“事态结合”（conjuncture）、“治理”（governance）等重要的概念。在《狱中札记（续编）》中，葛兰西甚至借用李嘉图的例子，明确指出：国家干预本身是经济行为的前提条件，即便不是“决定市场”本身，也是构成“决定市场”的要素之一。
由于“决定市场”的概念，涉及特定社会形态中，具体经济活动遵循一定的历史的抽象规律而展开的共同活动方式，那么这样一种历史的抽象规律，就成为葛兰西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主题。在经济学的语境中，这个主题是围绕“价值”概念展开的。在“实践哲学”的语境中，则是围绕“内在性”概念展开的。同时，正如葛兰西自己所提示的那样，“实践哲学等同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对于“内在性”的分析，特别是“历史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内在性”的探讨，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变中加以理解。反过来说，正如《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中所做的那样，把握“经济学”的方法需要从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中概括出“实践哲学”，以及更加重要根本的方原则（Antonio Gramsci,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erek Boothma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5, p. 298.）。
仔细阅读《狱中札记（续编）》，葛兰西对于价值理论的关注也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经济学说史研究中，关注康替龙对劳动价值论的贡献，到对克罗齐的评论中深入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哲学意义，存在一个细微的推进和深化。回应19世纪晚期“纯粹经济学”将劳动价值论视为“形而上学的”，对话克罗齐用“踏步机理论”来解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葛兰西认为：古典经济学不需要担心“决”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其中的“自然主义”或“决”式的演绎可以将“让我们假定”作为出发点；但是“经济学”是唯一在抽象和数学语言的背后发现“历史”的学说。具体说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非如克罗齐所说的那样，是以未来社会为预设的，而是对特定社会形式规律的说明。也就是说，这种以历史抽象为基础的价值理论反映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动规律本身。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踏步机式”关系，不仅是任何一种理论自身的必然特征，而且恰恰反映了现实本身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不仅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对抗，还表现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葛兰西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表明了一种从超验思想到内在论过渡的特定立场。所谓内在论，即一种在历史世界本身中去寻求支配历史世界的原则，而不求助于任何外部哲学原则或动机力量的思维形式。虽然主义意义上的“思辨”已经开始将一种新型的超验引入到以内在论概念为特征的哲学中了。但是只有“实践哲学”才是唯一可靠的“内在性”概念。换言之，由古典哲学提出来的“内在性”概念，借助于法国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才被翻译成历史主义的形式。“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发现普遍化了，就是说，它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这些发现推广到整个历史之中去了，并从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从中引出新的世界观。（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430、489、491页。）结合前文提到的“决定市场”概念，葛兰西对“内在论”的阐释并不难以理解。只不过，在“价值”理论或者说“内在性”概念中，同样蕴含着强烈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维度。葛兰西曾专门强调：对于“经济学”来说，研究价值，即“社会必要劳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具体劳动本身是由一定的技术、一定的市场、一定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因此，将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量，就会形成有关利润的科学理解。（Antonio Gramsci,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erek Boothma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5, p. 309.）恰恰是对于利润的分析，构成了我们理解葛兰西经济学和“实践哲学”研究，以及葛兰西思想历史和当代效应最为关键的一环。这就是有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规律”阐释与福特主义。
葛兰西自己曾提到，对于形式逻辑原则“趋势规律”的发现，引出了“经济人”的基本经济概念和“决定市场”的科学定义；“趋势规律”具有一种真正的“历史的”而不只是一种方的性质。（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430、489、490-491页。）在我们看来，“趋势规律”既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向性，同时又蕴含着深入的哲学思辨。所谓“趋势规律”的现实指向性，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得出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与现实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19世纪末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福特主义转变过程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矛盾。所谓深入的哲学思辨，是因为“趋势规律”涉及剩余价值与利润两个概念在方意义上的差别，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体经济活动的个体与总体历史进程之间的辩证关系。葛兰西敏锐地意识到，古典经济学、“纯粹经济学”，包括部分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并没有对剩余价值和利润概念作出科学的区分，甚至出现了抛弃剩余价值概念分析利润来源的思想倾向，以及通过论证科技创新将个别企业利润的提高看作是利润率下降规律证伪的理论“”。
对此，葛兰西的回应是十分明确的：（1）利润率下降作为一种“趋势规律”，是在“决定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对抗性矛盾的规律性把握。社会共同活动方式中“个体”进步的动力导致“趋势”灾难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2）以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为基础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利润率下降规律并不冲突。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虽然会在个体层面上带来利润的增加，但是在总体上趋向于利润率下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3）福特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逃避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规律”的手段和方式，在“决定市场”和“内在性”理论的视角下，这些手段和方式不仅包括经济的，而且还包括的和文化的。福特主义并没有超越“利润率下降规律”，但是却带来了斗争形式的多样化和复杂性，经济冲突越来越直接地表现为冲突。
综上所述，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尝试给出一个结论，提出一个讨论，进行一个反思。首先，结论是围绕葛兰西本人给出的。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尤其是其《狱中札记》中存在“经济学”研究和“实践哲学”探讨的内在关联。葛兰西对“经济人”的和“决定市场”的分析，构成了“内在性”理论的必要前提，而在“内在性”理论基础上有关“趋势规律”的考察，又为我们理解其意识形态霸权概念和国家理论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积极的参照。其次，讨论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提出的。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强调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借由葛兰西的例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并非完全忽视经济学问题。在文献研究推进和既有研究反思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或许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最后，反思是围绕本文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而进行的。简单说来，在《狱中札记》的文献问题上，笔者仍然主要依赖于英语学界的转译和介绍，尚无法葛兰西的文本本身。在葛兰西经济学的理解问题上，经济学与其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很多值得推敲和分析的地方。其中，斯拉法对李嘉图的推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葛兰西，由此斯拉法和葛兰西的关系仍然是等待进一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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