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世纪以前相比,20世纪的思想与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力图从哲学的美学角度,对20 世纪的建筑思想作一番探讨,从而对以现代哲学为基础的建筑美学作一番思考的尝试,也就应运而生了。20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70-80年代,思想界对于建筑美学与建筑理论的关注明显加强,除了布鲁诺·塞维、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克利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的一系列建筑理论著述外,直接以《建筑美学》冠名的理论性著作也相继问世,这其中除了大卫·华特肯的博士论文《建筑美学》之外,最具影响力、也最具有哲学思辨色彩的,就是英国学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 )的《建筑美学》。经由刘先觉先生的深厚外语与流畅中文表述,则使我们得以窥见这部蜚声建筑理论界的学术著作的全貌。
作为哲学家的斯克鲁顿,显然比作为建筑理论家的大卫·华特肯,或诺伯格—舒尔茨、塞维等,在思想上更富有哲学的内涵,因此其《建筑美学》一书,是从更具有哲学一般意义的角度切入主题的。例如,首先,斯克鲁顿就从“建筑学的精髓”入手来提出问题,从而对建筑学的本质,以及现当代建筑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学术信条,如功能主义、“空间”理论、“比例”理论,以及艺术史哲学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角度出发,加以论证与剖析。
举例来说,按照斯克鲁顿的分析,无论是功能主义的,还是“空间”理论的,都不能真正建筑学的精髓或本质。比如,如果说功能是建筑学的精髓或本质,那么,理想的建筑中,形式必须表达、说明,或用现代主义者的线)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一座建筑很难做到这一点:既于功能,又有美的形式。因为,功能并不是建筑的惟一特征或属性,美的范畴也不一定能够与功能的范畴恰好合一,比如,一座符合功能的仓库,未必是一座美的建筑。用斯克鲁顿的话说:“谁能说哪一座建筑更已知的用途呢?我们是否会认为圆厅剧院大概继续‘’或‘’了它过去的功能呢”?2)我们知道,功能主义建筑外观的结构性,而“用这种观点,蓬皮杜中心不应受到称赞,因为所的那些东西,在结构上本质的,而哥特式则更应该受到推崇,即使是在失去了它的主要用途的时代”。3)
我们习惯上也认为,空间是建筑的精髓或本质,是建筑的最终目标,但是斯克鲁顿认为,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观察,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认为圣保罗大的“空间”虽然很宏伟,但是,除此之外,建筑中的光与影、建筑的细部装饰、材料质地与各部分的线脚,也都是具有精致而吸引人的效果的。这说明,除了“空间”之外,构成空间的材料质地、结构形式、装饰细部,无疑也会影响到建筑的感觉。正如斯克鲁顿说的,“我们很难想到如果佛罗伦萨的圣斯皮里托的柱廊要是用木头或花岗石重建,以代替现在的佛罗伦萨灰砂石柱廊的话,而原来这座的美,不受到影响”。4)他看来在美的建筑中:“人们所看到的东西不只是一个有趣的空间,而且,也是各个面相互联系的和谐组合。这种和谐之所以能观察得到,主要是由于制作精美的细部吸引我们注意”。5)
斯克鲁顿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艺术史论的,其实是20 世纪思想史上对于“历史主义”或“历史决”的,尤其是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对于历史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的苛刻,在建筑领域的一种延伸。此外,斯克鲁顿对于将“比例”作为建筑本质的怀疑,也是对建筑美学理论的一个更为深刻的思考,如他所说的:“正当人们怀疑比例的普遍有效性是否可以作为建筑成功的精髓时,建筑风格的惊人差异更深刻地肯定了这种怀疑”。6)因为,在建筑比例的把握上,并无普遍的规律可循。事实上,比例作为一种美学基础,应当在美学理解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理解比例即是理解和谐、适度、恰当的细部和秩序,只有在一个完整的美学构架中,这些概念的意义才能得到描述”。7) 不过事情仅此而已,如果试图将其发展为某种一般意义的建筑设计规律,则是一种颇费周折却并无任何结果的事情。
一般来说,美学是一种感觉学,因而斯克鲁顿对于“建筑的感受”的分析,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首先他将“美学”与感觉兴趣作了区分,认为美学乐趣不是感官上直接反映的乐趣,而是依附于思考过程并受其影响的。“例如,观赏一个虚假的立面,就会使得建筑艺术乐趣成为极次要的东西。我们的兴趣将会受到对它了解程度的影响”。8)这里其实反映的是建筑理论或建筑美学中的“真实性”问题,比如当我们看到一座比例优美的古建筑时,我们会对它兴致勃勃,但一旦别人告诉你,这其实是一座新近仿造的假古董时,我们对于这座建筑的感觉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斯克鲁顿举了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情况:“当我们的同伴正在对乔治王朝某个门厅中精美的大理石柱子感兴趣时,我向他指出那些柱子实际上是人造大理石的,他的兴趣就会顿时消失”。9)当然,斯克鲁顿就此而展开的对于感觉的乐趣和乐趣,以及“想象力”在美学理论中的地位的分析与论述,则是更带有哲学层面的问题。
在对建筑的一般美学概念提出了质疑之后,罗杰·斯克鲁顿又进一步地对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及语言学在建筑美学与建筑思想上的种种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既是建立在建筑审美上的,也是建立在建筑评论上的。20世纪上半叶,一些步弗洛伊德后尘的建筑评论家,试图从分析的角度,对建筑进行分析与解释,并且试图为建筑的创造与欣赏,找到某种无意识的根源。这一理论对于建筑创作无疑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为将建筑创作看作是一个纯,或纯意识的行为,都不足以解释建筑作品,尤其是一些伟大作品的惊世骇俗的特征。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运用分析的方法,可以对任何建筑进行入木三分的分析或解释,恐怕是不那么令人信服的。斯克鲁顿在深入地分析了分析方法对于建筑评论的作用之后,指出“分析学的解释并没有增添新的‘方法’来发现建筑的含义,也没有获得有权威性的结果。⋯⋯它没有任何先验的优势,而且用分析论的方法所得出的情况是不大容易被接受的。解释的目的仍然是同一个—对建筑‘含义’作有意识的感受—问题在于评论人正在用分析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既不是建筑物,也不是建筑的创作者,甚至也不是观看建筑的人”。10 ) 既然是这样,我们又能够对分析学的分析与评论,相信到怎样的程度呢。
斯克鲁顿也对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建筑美学观念做了颇具特色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都具有非神秘化的魅力。这两种理论都要事物的线)与分析学的建筑评论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更关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等问题。然而在斯克鲁顿看来,“很明显,建立一座建筑及其风格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的社会或经济基础,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其文化产品的鉴赏。‘上层建筑’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来生成和使自己不朽,并不需要所谓的‘基础’。⋯⋯没有比建筑艺术自身更能证明‘上层建筑’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了,在那里各种风格的建筑、城镇都已使它们自己不依那浮动的经济而复活或不朽”。12)斯克鲁顿举例说,“假如我们描述了15世纪佛罗伦萨独特的经济状况:那么它将怎样影响我们对伯齐小的感觉呢?我们不知道;就这一特定建筑的感受怎样和我们对那些特定经济的认识产生了联系而论,我们没有得到。⋯⋯谁还会怀疑伯齐小和它的社会经济的联系呢?—甚至当时最普遍的建筑也有这种联系—这是起码的有意义的事实,所有这些都在建筑中通过和谐、匀称、高贵和严肃的可以看到,(然而)它并不受经济基础影响”。13)也许我们并不能对斯克鲁顿的意见做出恰当的哲学判断,因而对其结论的正确与否很难得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对他提出的一些质疑,比如:“我们能设想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对哥特或文艺复兴府邸进行评论吗?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来区分罗马风式和哥特式呢?例如他们怎样解释在建筑艺术上出现在紧跟西斯弗辛风格之后的争论以及圣伯纳德风格的争论呢?”我们也很难从建筑学的角度对此做出恰当的回答。
20世纪思想与哲学上的语言学转换,在学术界引起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在建筑领域,这一转换,试图从语言或符号的角度,对建筑作理论探讨的尝试也层出不穷。我们所熟悉的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Pattern Language),其实多少也是受了这一的影响。这一思想对于建筑理解有所助益,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斯克鲁顿所说的:“依据建筑物的‘自然的含义’去认识它是很平常的事:建筑物具有‘自然的记号’这一点是不可否认也不难的,譬如,功能的特征记号—看到学校建筑就会使人联想到在其中进行的教学活动”。14)
但是,简单地将建筑看作是某种象征的或表意的记号,却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严谨的建筑有一种受制约的倾向,这些是为了建筑各部分的组合与划分而确定的,比如,斯克鲁顿举例说,“建筑艺术好像表现为一种‘句法’:建筑的各个部分以一种有意义的方法互相组合起来,它的整体含义将反映和依靠各部分组合的方式”。15)接着,斯克鲁顿对建筑中的各种“句法”或“语义”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却得出结论说,“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句法’只是一种隐喻。衣、食或任何符号学家所注意的现象都不可能有句法(因为它不存在真实的理论)。符号学也把注意力转向对建筑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并不能使我们相信他所说的含义。”因此,在斯克鲁顿看来“我们谈建筑‘句法’是不对的。除非句法与语义学发生联系—也就是除非它能一步一步地把意义阐明,否则它不能表达等于仅仅是有意向的规则。换句话说,它不是真正的语法,对形式的理解毫无帮助”。16)
斯克鲁顿并不排除建筑所具有的象征性,但是,他认为建筑并非是一种语言,其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不能从语义上,也不能从句法关系上来确定17),因而将这一特征延伸到“通用的符号科学”的范围以内,因为,一些由象征性所“表达”的形式,“它们既不表现出语法,也不包含有肯定的信息,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仍然希望把它们称之为象征主义形式。我们只有不管语言学的比拟,我们才能理解这些象征主义形式”。18)他的这一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我们对于建筑象征、建筑句法、建筑语汇等等问题上的理论茫然。
摆脱了语言学的纠缠之后,他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更具美学意义的“表达与抽象”和“细部感觉”方面。同从哲学层面上对于表现与表达的阐释,是十分令人感到兴味的,至少,他明确地将建筑的表达与音乐或诗歌的表达做了区分,也认为那些表现主义建筑师将建筑看作是个人信息交流过程的中介物,是某种违反建筑的东西,他甚至将那些具有戏剧性效果的建筑表现手法,看作是的,并认为建筑的表达,是一种更具群众性与客观性的东西。
他对于建筑细部注入了极大的兴趣,认为精美的建筑艺术效果,常常取决于细微形式的印象。仅仅有良好的比例而没有严谨的细部,并不能造就一座优秀的作品;同样,有着类似造型与比例的建筑,因其细部的不同,可能会造就截然相反的艺术感觉与风格。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建筑细部是最能够由建筑师所把握的东西:“正是细部处理或许是一个建筑师仅能强制实现的东西。建筑的底层平面和立面往往是由那些超越建筑师控制能力之外的因素所影响(如果被命令)的,也就是说要受到地形和业主需要的。然而,细部却依然处于建筑师的权限之内。通过研究细部,建筑师可以学会将那些最不常见的,乏味无序的体量赋予优美与人性”。19)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许多现代建筑都缺乏这种细部眼光”。20)
当然,从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出发所作的分析中,我们很难对建筑创作的美学原则做出具有实用意义的判断。从这部建筑美学著作中,我们也不能得到任何设计方法或技巧之类的东西。而且,他的某些观点,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还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他对古典建筑的细部的赞颂和对缺乏细部的现代建筑的疑问,其理论上的价值,就多少有些令人质疑。然而,作为对建筑进行深刻的美学思考的一位思想家,斯克鲁顿对于20世纪的建筑理论思维上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由英国建筑理论学者大卫·史密斯·卡碰(David Smith Capon) 所撰写的带有总结性的理论著述《建筑理论—勒·柯布西耶的遗产》(Architectural Theory—Le Corbusier’s Legacy)21)中,多处提到了斯克鲁顿及其《建筑美学》,并将其一系列精辟论述,融入到对20世纪建筑理论与建筑思想的条分缕析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斯克鲁顿及其著作,在建筑美学与建筑思想领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王贵祥. 建筑美的哲学思辨——读罗杰·斯克鲁顿的《建筑美学》[J]. 建筑学报,2004,(10):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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