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痣面相图洪银兴：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研究；林伯强：能源促进中国清洁低碳发展的“攻关期”和“窗口期”；郑江淮 宋建 张玉昌 郑玉 姜青克：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进展评估
[摘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涉及三个系统：一是进入市场的要素；二是在一定产权制度约束下的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三是市场秩序。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取决于这三个系统的有效性，这三个方面正是现阶段完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机制的内容，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财产的激励是更为重要的激励，产权的界定、配置和流转具有更强更有效的激励，完善产权制度的目标就是要解决产权的有效激励问题。现阶段完善产权制度内容主要涉及：严格产权，产权顺畅流转，完善产权结构，员工持股。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不只是指市场决定资源流到哪里去，还涉及市场决定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要素在部门、企业中怎么组合。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率目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现阶段要素要实现市场化配置有如下要求：建设完备的要素市场，各种要素都要进入市场，要素价格市场化。
[摘要]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低碳清洁转型的关键时期。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核心是能源供给侧和能源消费及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本文通过分析能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前能源正处于重要的时间窗口。由于能源消费和生产对促进低碳清洁转型的重要作用，以及能源制度对低碳清洁转型的保障作用，所以需要通过能源生产和消费完善能源体制，以支持中国低碳清洁转型顺利推进。在分析讨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需准确理解能源生产和消费，要通过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加快能源价格机制和能源体制，完善能源制度。中国新能源依靠道自信与制度自信实现了跨越发展，未来中国需要巩固能源制度自信，以及进一步发扬和自信。
[摘要]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增长动能呈现出新的变化。本文从需求侧、供给侧及结构转换视角，探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构建了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同源的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论述，了现阶段“新动能”的特征。结果发现：①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至2015年历史低谷时，经济增长动能指数在累积中已出现回升，但仍处于原有前沿下规模效率增长阶段；②“新动能”指数已于2013年超越“常规动能”指数；③供给侧动能2008年前后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增长明显不足的需求动能与2011年进入停滞的结构转换动能，了供给侧动能的作用，并导致部分就业“迷失”；④型发展动能在持续上升，对TFP增长率下降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但是出口产品空间上创新与升级动能由升转降；⑤创新动能、直接融资动能和金融发展效率动能处于低水平，有金融资源禀赋优势的上市公司增长动能趋缓；⑥持续上升的增长动能已转到要素、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动能上。资源再配置动能变化趋势和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激发居民消费升级、要素替代与企业创新的动能，深化型动能，面向出口产品空间中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领域的、技术及知识创新与扩散，应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策重点。
[摘要]本文将制度比较优势引入适宜性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下，在CES生产函数下演绎技术进步偏向和比较优势的适宜性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并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测度技术进步偏向，从要素增量结构和制度演变的双重视角，检验发展中大国新型比较优势与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及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偏向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但制度比较优势将使其偏离适宜选择，因而发展中大国能否有效甄别要素禀赋和制度比较优势的变化，选择适宜性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中国和印度能够合理研判要素增量结构和制度变迁，选择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提高技术进步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正向影响；但是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墨西哥未能预见要素市场有效供给的变化，没有适时调整技术进步偏向和强度，非适宜性技术进步引致技术进步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先升后降趋势，且技术进步效应的作用强度超过资源配置效应。
[摘要]本文通过一个两国模型推演不同贸易方式下的国际分工收益决定机制，发现一国所得实际产出份额在加工贸易下等于该国中间品数量渗透比与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之积，在一般贸易下等于中间品数量渗透比与其在使用国的生产网络关联度之积。基于1995—2014年中国数据的模拟表明，中国在国内外的分工收益主要源自一般贸易，外国从中国所得收益在2003年以前1/2以上来自加工贸易，但2004年起跌破50%。2011年以前中国加工部门国产中间品数量渗透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均趋于提高，但后者对收益提升贡献更大；2012年以后加工收益份额略降，主因是国产中间品数量渗透比下降。一般贸易部门的国内收益份额以2007年为界，先降后升。国产中间品的国内网络关联度受样本期内3轮危机及中国“入世”冲击短暂下降，其他年份均上升，并在2006年以后推动了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一般贸易出口中间品的外部网络关联度在样本期间大幅上升，显著推动了中国的海外分工收益的提升。外国在中国两大部门所得收益均相对倚重中间品数量的支撑。本文的政策是，应优化创新以促进本土企业技术进步，提升国产中间品的生产网络关联度或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并深化供给侧，促进国内地区生产网络融合。
[摘要]本文围绕中国近些年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进而提振实体经济这一重要议题，构建了能够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内在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利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并与中国宏观数据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对宏观审慎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仿真研究。研究表明：相比信贷增速、房地产价格，广义信贷偏离可以成为宏观审慎政策更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信号源，此时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福利损失；盯住广义信贷偏离的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逆周期调控信贷市场了房价涨幅，削弱房地产市场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而平滑总产出波动，同时使得社会总债务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更加匹配，显著降低了宏观杠杆率；在更完善的金融市场中，信贷政策具有结构调整功能，推动资本向实体经济转移，引导经济“脱虚向实”。在当前形势下，可以考虑实施盯住房地产广义信贷的宏观审慎政策以稳定房地产价格，缓解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深化金融，发展直接融资，提高其他资本品的融资能力，调整信贷政策向实体部门倾斜，在此信贷结构下，实体投资与居民消费水平随信贷扩张而提高，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发展。
[摘要]受制于原有成本与技术结构以及地区转移壁垒等因素的影响，在位企业与新进企业在行业选择上会出现偏离，从而导致地区产业资源的错配。结合理论模型的分析，本文利用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与新进企业选行相比，在位企业的转行由于存在，并不能地选择进入竞争性更高的行业，原有的工资结构也制约了其转行过程中提升工资水平的能力，同时也无法对行业的所有制结构做出反应。基于在位企业与新进企业在行业选择上的差异构建城市产业资源错配的指标，回归结果表明，对经济的干预会加剧地区产业资源错配，而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外向型经济能够有效降低产业资源错配的程度。应逐步降低参与经济的程度，营造更的市场，并推动市场的国际化，以提高地区产业转型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2005—2015年19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熊彼特创新理论和波特创新驱动理论的框架下，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污染的影响，并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一步进行了验证。本文结论表明：①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污染，平均而言可以降低城市污染9%—24%，基于PSM-DID方法的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无明显差异。在考虑了2013年后的政策影响之后，虽然智慧城市降低污染的作用有所减弱，但其降污效果依然十分显著。②机制验证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了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通过创新驱动产生技术效应、配置效应和结构效应，进而通过上述三大效应降低了城市污染。③城市规模异质性研究表明，中等规模的智慧城市加剧了污染，而大型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减污效应明显，智慧城市降低污染的效果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强。④城市特征异质性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可以显著增强智慧城市的减污效应，且人力资本在智慧城市减污效应的中发挥的作用最大。本文对改善城市生态，升级城市建设形态以营造良好的城市生活生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上坤谷旭婷马逸飞：借壳上市与杠杆增持下的并购风险叠加——基于上海斐讯借壳慧球科技的案例研究
[摘要]借壳上市是中国公司上市资格稀缺背景下的热点问题，其中的借壳风险受各方关注。同时，利用杠杆增持股票是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新手段，其中蕴含的机遇与风险也值得考察。借助上海斐讯多次杠杆增持慧球科技但最终借壳失败的案例，本文立足法律风险和财务风险两个视角，研究了借壳上市与杠杆增持两种方法并存下的风险叠加问题，具体分析了杠杆增持背后的原因、渠道及后果。研究发现，战略发展、定增失败、控制权危机等原因促使上海斐讯选择了杠杆增持这一“快捷”方式。然而，杠杆增持高股价、高杠杆、高平仓线的特性埋下了“爆仓”隐患，最终造成借壳上市失败。由于杠杆增持借壳上市中涉及的股份和金额数量巨大，其成功与否和过程起伏会对投资者的利益和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和发现因而具有较大的警示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杠杆增持的利弊得失，并为借壳方、被借壳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提供了一些前瞻性的和。
[摘要]本文以近年来兴起的并购重组市场为背景，探讨投资者是否会对并购过度反应从而引发股价的泡沫与崩盘。由于商誉仅源于上市公司并购时支付的溢价，本文以商誉作为并购的年度代理指标，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识别了并购引发的股价泡沫与崩盘。研究发现：商誉加剧股价崩盘风险且两者的关系主要源于商誉较高的样本，初步证明高商誉的公司股价具有一定程度的泡沫；商誉提升了公司业绩，投资者对并购过度反应从而使股价积累了泡沫；并购后业绩下滑可视为股价高估的信号，此时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当投资者持股期限较短、公司估值较高和市场行情较好时，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更为明显。此外，高商誉公司高管的减持规模显著高于低商誉或无商誉的公司，表明管理层利用并购引发的股价泡沫实现了财富转移。本文丰富了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体现了转型经济国家并购市场发展初期的独特性质，对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金融市场稳定有一定的作用。
王凤彬郑腾豪：企业组织变革的动态演化过程——基于海尔和IBM纵向案例的生克化制机理的探讨
[摘要]组织变革作为企业应对复杂多变的必要举措，不仅是外力干预的结果，更是系统内力驱动的产物。本文将组织变革情境、过程与内容相关联，基于组织变革内容间的同一性与对立性，探究组织变革的内在动力源和系统螺旋式变化的过程机制。基于海尔和IBM双案例跨时期的比较分析，抽象出组织变革过程中由情境、观念、模式、制度和人性五阶段要素构成的闭合螺旋式动态演化系统，并将变革进程规律归纳为生与克关系交织并组合而成的化与制循环效应。本研究促进了“说”哲学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并在悖论管理与系统动力学的融合中发展了内源性组织变革理论，同时为企业在转型变革中寻找当期突破性要素并区分变革质料与催化剂提供明确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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