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 内幕今年初，国内许多学者对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走势都保留谨慎的看法，认为今年经济增长趋势走低。但是，使人们预料不到的是，今年上半年外需回暖，工业增速加快，财政收入增长由低转高，使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比预期要好，增幅达到7．8％。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增长有加快的趋势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7％，比去年同期快0．7个百分点。6月份同比增长12．4％，快于去年同期2．3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轻、重工业分别增长12．6％和12．2％；国有及控股10％，股份制12．7％，外资13．2％。在工业中，电子及通讯、交通设备制造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长较快，对工业增长贡献率最高。
外需转暖，出口形势明显好于去年1?6月，出口增长14．1％，比去年同期快5．3个百分点。6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7．8％，快于去年同期18．4个百分点。进口上半年增长10．4％，低于上年同期3．6个百分点，相反当月进口快于去年同期3．9个百分点，在出口中，工业出口势头强劲，5月份出货值同比增长25．3％，机电产品累计出口增长22．9％。
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去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仍是投资中的主导力量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1．5％，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6．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24．4％，比去年同期快6．5个百分点。6月份，国有及其他类型固定资产同比增长21．1％，增幅同比提高2．6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245．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7％，增幅回落1．8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增长由冷转暖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3．4％，6月份增幅上升到9．1％，上半年平均增长9．2％。不过，同去年相比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还是低了16．8个百分点。
居民储蓄仍在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速有所加快到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15．76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增幅同比高出1．4个百分点，其中城乡居民存款余额8．17万亿元，比上年未增加7917．5亿元，同比增长17．4％，增幅同比高出6．6个百分点。6月末M2、M1、MO同比分别增长14．7％、12．8％、8．3％，除M1增长低于去年同期外，M2和MO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快增长。
从前述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上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还应当看到国民经济运行中已出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价格水平持续回落，通货紧缩的压力不断增大从消费价格指数变动分析，消费品物价水平在持续走低，去年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7％，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1％，12月份下降0．3％；今年3月下降0．8％，1?6月份下降0．8％，其中36个城市为-0．9％。从生产资料价格分析，自去年5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由正转负后，一下滑，去年5月下降2．0％，12月份下降6．3％，今年一季度下降5．9％，1?6月份下降4．7％。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下降，意味着需求不足，从上半年的情况看，全国消费需求增长仍然呈回落趋势。1?6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6％，增幅同比回落1．7个百分点，6月份增长8．6％，增幅同比回落1．2个百分点。在消费需求中，城乡消费品增长幅度均比去年有所回落。但是，比较而言，城市消费较旺，而农村消费萧条。1?6月份，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9．7％，农村6．7％，当月城市为9．9％，农村为6．4％。同去年比较，今年前6个月，农村消费品市场份额在全国市场中的比重进一步萎缩，由去年同期的37．4％下降到36．8％。价格下跌，需求增长回落特别是农村市场萎缩，是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社会剩余劳动力资源在增多，就业压力在增大，是构成当前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据统计，2001年城市企业登记失业率为3．65％，企业内部待岗也占到企业人数的3．7％，这样目前城镇失业人数约为1400万人。今后，城镇失业的问题将更加突出，主要依据：一是由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引起的“资本深化”，进一步增强了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使得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会持续下降。例如从1995?2001年城镇职工在国有单位就业的人数由11261万人下降到7640万人，6年共减少362l万人；在集体单位就业的人数从1991年的3628万人下降到1291万人，10年减少了2337万人。1990年以来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造成的，在我国经济结构快速转换时期，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领域用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同我国劳动力供给过剩产生了尖锐矛盾，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不断增加，也会产生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强大推动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将加剧全社会尤其是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供求矛盾。三是按照入世承诺国外大量工农产品(相关行情)进入国内，必将对同类产品产生冲击，由此对一部分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就业的劳动力将产生替代效应。总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就业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失业问题可能也越来越突出，它不但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而且还对社会稳定构成。
民间投资乏力，拉动经济增长能力不足在消费需求增长回落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能够健康快速增长，国民经济在一段时间内仍可获得发展的动力。但是，在当前的投资增长中，由积极财政政策带动起来的国有经济投资增长势头强劲，而民间投资增长力量不足。根据以往经验，在每一次经济增长周期中，都是由国有经济投资率先启动，然后民间投资跟着增长并很快超过国有经济。这次不同，民营经济投资始终启而不动。究其原因主要是信用紧缩，银行惜贷，导致民营企业贷款难。另外，在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投资风险加大，也使民营企业不敢投资。近几年、我国金融系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低一高”，即低通胀、低利率、低贷款和高储蓄。自1996年5月份以来，我国连续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但贷款的增长一直赶不上存款的增长，结果存差越来越大，到今年6月末全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高达36500亿元。在城市居民收入以较快速度增长的情况下，银行存款越来越多，而在信用紧缩和市场疲软的条件下，民营企业贷款却越来越难，贷款增长速度越来越低，面对日益扩大的存差压力，商业银行对中央发行国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银行的运行效率越来越差。因此，如何打破银行现行存贷的不良循环，重新启动民间投资，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日益突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是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又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先从地区经济发展分析，21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部地区经济增长有加速的趋势，但和东部地区相比发展尚慢，发展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在投入上，从1990年到2001年东部沿海12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2527．2亿元增加到22950．8亿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从56．8％上升到62．2％，而部地区由1922．09亿元增加到13947．6亿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从43．2％上升到37．8％。在产出上，与投入相联系，东部地区国民财富的增长也明显快于部地区。1990-2001年，东部沿海12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7．9％上升到66．1％，人均P由1883．6元增加到12037．6元，增长了5．4倍；而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却由52．1％降到33．9％，人均P由1438．8元增加到4335．9元，增长了3倍。在1990年，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部的1．31倍；到2001年，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部的2．78倍。可见，在国民经济的增长中，东部沿海地区要比部地区快得多。
再从城乡之间的发展状况分析，中国经济的繁荣又集中表现在城市，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主要是投资不足，基础设施滞后；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市场消费增长乏力。90年代以后，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许多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近几年连续发行国债5100多亿元，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500亿元，其中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建设投资等。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用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部地区。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1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0年，城市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了8．8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4．4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一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1．8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1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10．15％，年均增长7％，比80年代增长快54％。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1年高达2．9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2001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1年进一步降到37．4％，今年1?6月又降到36．8％。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也会有希望。
另外，在现行财税体制中，财权和事权的界定、税制结构安排上也存在着缺陷，对县域经济和企业发展产生了某些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我国的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变成相对的利益主体，但在以后的分税制中，中央和地方之间在财权上进行了比较清楚的划分，但事权的划分并不十分清楚，越是上一级财政财权越大，越是下一级事权越大。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矛盾，各级地方一方面尽量地上收财权下放事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向企业和农民收税，并名目繁多的费用。这样，就加重了企业和农民的负担。当税赋过重时，按照税收归宿理论，既降低了企业的投资能力，也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最终市场需求影响经济发展：
当前，国民经济仍处在较高的增长航线上，在此航线上出现上述问题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经过20多年的和发展，中国经济体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正在加速转换，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化迅速转变。在这种转换过程中，许多矛盾开始、并常常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相结合、单项措施和综合措施相结合的思解决上述矛盾。
首先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方式最近，不少经济学家提出，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淡出。我以为在民间投资乏力、市场消费需求不旺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要淡出的问题，而是要调整支出结构，改变实施方式。至少在近两年里，国家仍应继续发行特别国债并保持现有规模。这些国债一要进一步向部倾斜，用于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和财政转移支付。二要进一步向农业、农村倾斜，重点支持农村地区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如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农村水电、农村沼气、草场围栏、医疗卫生、9年制义务教育等。二要支持社会，解决城乡贫困人口的和发展问题，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缺口。
其次，现行财税、城乡二元制度，调整五级管理机构按照财权和事权对等的原则，合理设计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上下级之间的财权和事权范围。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降低中央提成比例的办法，扩大地方的财权，同时相应地压缩基层一些事权，例如将某些公共用品的供给职能由基层地方逐级向上转移，以减轻基层的财政支出压力。另外，我国现行五级管理机构体制。一种思将现有省区划小，使全国33个省市区(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级改成50个，在此基础上保留县级机构，撤消地市级和乡镇级及其财政机构。将乡镇变成县级的派出机构，财权和事权上收到县级，乡镇一级改称乡镇公所，仅仅行使县级赋予的管理职能；另一种思保持现有33个省市区级不变，继续保留地市级和县级机构，只撤消乡镇级机构，压缩编制，裁减工作人员，改称乡镇公所，使其成为县级的派出机构，不管采取哪种选择，最终都是将现行五级组织机构变为四级，既可以减少管理环节，节约财政成本，而且能从体制上避免基层向企业和农民加重各种税费负担，另外，在管理体制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弱化城乡二元隔离制度，从产业政策、金融政策、户籍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政策。
第三，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市场消费不足的问题一是允许建立民间银行。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可适当抬高民间银行进入的门槛，同时制订严格的游戏规则，加强对金融的监管。二是鼓励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调整贷款结构，不断增加对民营企业和城乡居民贷款，一方面要降低贷款门槛，放宽贷款条件，适度扩大贷款规模，完善贷款制度，简化贷款手续；另一方面为了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央行可选择适当时机再次降低贷款利率，缩小存贷之间的利差。二是支持和鼓励国有银行消除呆坏帐、国家在一定时间内可免除国有银行的营业税，以此银行可作为部分基金，为逐年消除坏账创造条件。同时，可允许国有银行出售部分呆账，以此盘活银行资金。
第四，对目前的税收政策实行结构性税收政策作为调节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应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做相应调整。笔者，一是近期拟降低企业的率和所得税率，同时统一内资和外资的税率，营造公平的竞争。二是为了改变越是富有的人越不纳税的现状，可考虑先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将征税目标对准高收入以及较高收入群体，然后再提高较高和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三是减免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业各税，给农民以休养生计的机会，对于由减免农业各税引起的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可考虑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解决。
最后，加快结构转换和城市化，为促进劳动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考虑到我同社会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产业结构高要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各级要积极创造各种必要条件，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地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提供宽松的融资，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另外，在当前工业品市场饱和的情况下，要十分重视第三产业发展同工业相比，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强，而且当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正处于加快发展时期，它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增量劳动力的主导产业。各级应作好服务产业的发展规划，进一步清理阻碍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的就业政策，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支持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引导劳动力向服务产业流动。虽然，我国第三产业也不能盲目发展，而是要把侧重点放在推进城市化方面，用城市化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劳动力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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