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学历的顶尖，中国博士们却有难言的苦衷：文。在一系列“硬指标”的指挥之下，他们对发表论文的期刊、数量的期待，已经远远超越了论文本身的价值
身处学历的顶尖，中国博士们却有难言的苦衷：文。在一系列“硬指标”的指挥之下，他们对发表论文的期刊、数量的期待，已经远远超越了论文本身的价值
博士延期半年后，张明(化名)拿到了毕业证，但没拿到学位证。他已硕博连读六年半，比正常时间拖了很久。
“清明时节雨纷纷，写起论文欲断魂。博士扎堆何处有，的哥遥指中关村。”刚刚过去的小长假，博士们在网间调侃。
就读博士期间，必须在期刊上发表若干篇数的论文。这已成为中国博士培养三要件之一。而这个要件，却逐渐变成一种“的压力”，让博士生们头痛不已。
发表论文，一方面鞭策着知识们不懈怠、勤勉于研究，激励学术的诞生，让学界认识作者本人；另一方面，也形成一种无人监管的“绝对”，使得学校、学者、学生一起，不得不围绕着这个中心，通过各种手段求得论文登刊。
“在中国，发表论文最重要的，并不是质量。”周末记者采访的若干名博士研究生或博士毕业生，都发出了同样的感慨。
张明夫妇在学校旁与人合租一套两居。每天，张明去实验室做实验，李慧在家画图看资料，日子过得平淡快乐。
修够学分、发表够论文、博士论文通过，是顺利拿到博士学位证和毕业证的三个条件。只欠中间一项，让张明暂时不能申请学位。只拿到毕业证的他，正在苦苦等待导师下达“论文可以发了”的指令。
“我们做的项目，如果取得了阶段性，老板(即导师)觉得不到时候，就不会让我们发。因为如果发了，被别人知道，研究可能会被抢先。而且，如果发的期刊不够档次，老板也不会让发，那会影响他、甚至是学院拿项目。”张明说。
对于张明所在的工科专业来说，写论文的环节并不难。做上一年实验，出来，论文一周就能基本搞定。只要老板一声令下，他立马能在最短时间内，交出满意答卷。
“只要在核心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即可，但必须是唯一第一作者。可我们这种专业，做实验都是大家一起做，第一作者一般至少都是两个。所以最后不知道算不算。”张明陈廷敬后人说。
李慧所在的理科学院，要求在学院认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为此，她在刚读博一时，便开始日思夜想论文选题。由于学分早已修够，整个读博期间，她的日程几乎全部围绕着论文而制定。
“不同的学校、院系，会有自己承认的目录。我们学院承认的有五十多种，论文必须发在这个名单里的刊物上。”李慧说。
“发不了就延期。”在李慧身边，延期的博士生不少，原因并非学院认定他们没有达到博士研究生的水平，而是没有发表够论文数量。
当日，浙江大学历史系教师包伟民发“告考生”书，罢招学生。除去“助研经费”，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论文发表制度”。
包伟民说，目前各校要求博士生毕业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一定量的论文才能拿到学位。但浙江大学要求更高，必须在一级刊物上发表。而对一级刊物的圈定，比核心期刊少许多，以历史专业为例，大致只有五六种。
在历史学科，博士研究生在这些一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几乎不可能，教授也极难。包伟民认为这“不能称淘汰率，说还差不多”。
赵晶入学提交了培养计划后，校方开始酝酿博士生培养机制，其中一项便是改“公开发表一万字”为“两篇核心期刊论文”。但直至2012届博士生进校，这项才最终付诸实践。
“在CSSCI(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来源期刊中，类有21种，每种以双月刊计，一年共126本出版物，每本以10篇文章计，一年也就1260篇而已。法大每届类博士百余名，三届则有四五百人，再加上在职教师也需要通过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来完成科研考核与职称晋升，核心期刊仅应对法大师生的发表需求都显得捉襟见肘。”赵晶说。
对于这个硬指标，他猜测：“高校学科要排名，论文发表情况是重要参数。整个大如此，大家都这样，学校不得不改。”
“流程一般都是，编辑部先看一眼，符合要求的，再找两个匿名评审，反馈回来以后进行修改或被直接毙掉，最后进入编辑程序。”李慧说。
然而修改完毕，再次发回后，却如石沉大海。“我等了大半年，在线查询一直显示我的论文是在审状态。”
当时，他的论文也通过了匿名评审，反馈回的意见是：希望增加表格，“以清眉目”。赵晶做好表格，回发。接着，一等就是半年。在这半年里，他已博士毕业。
去年夏天，赵晶博士毕业，成为一名高校。通过比较自己所的经历，他觉得，某些良性运作期刊所遵行的审稿流程比较科学：
“先，然后有两名学者进行匿名评审，所有论文都会有匿名评审；再给作者反馈。作者进行修改，同意评审观点的，标明哪一页修改了；不同意的地方，写文字反证。然后再回复，再审查。如果通过，定期刊登。”
除了毙掉论文的理由不明确告知外，每个学术领域、每个学院评定的核心期刊目录也在不断变化。标准一般两年一变，有增有减。
“有时你奔着去的核心期刊，等你毕业时，也许就不是了。”赵晶说。但有些学校可能会有惯例，即以论文发表时的刊物级别为准。
“所以标明时间和发稿时间就很重要。然而，国内部分期刊却没做到。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收稿的时间可视为观点提出的时点，可以藉此判断谁是这一观点的首倡者。若不加标明，则会因发稿时间的延后，而对某一新观点的发明权。”赵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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