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飞的离经叛道其实不止这一件事，他自己总结为 “一直非主流”。在“一封信”里他自曝考驾照时他是全车7人中唯一一个不肯买那一包烟的人，在日常生活里他：生日宴、谢师宴、婚礼、葬礼本人概不参加。
在杨飞成为之前，1992年他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设银行上班，5年中干过储蓄、会计、信贷、计划、财务、办公室等岗位，刚开始柜台上的岗位很辛苦，“取钱人多的时候，上厕所都要跑步。”后来到信贷岗位就轻松了，“吃呀喝呀打麻将呀，有时甚至上班时间也去打牌”。越干越觉得不爽，他就辞职投奔已在新加坡的姐姐和姐夫，重拾书本，在国立大学读MBA。为了缴10万多元的学费，他这个原来的月光族打过各种工：中文家教、站柜台、水果仓库的搬运工。
1999毕业那年恰逢东南亚金融危机，经历了4个月令人崩溃的求职过程后，他幸运谋到了电信公司的财务职位。然而三年之后，最后辞职的一幕在他曾经的描述里充满着戏剧性：老板拿着他完成的数据报告怒不可遏，“6页报告除了封面封底，再扣除大量留白、空行以及N多的数据罗列，我自己的工作量类似鸭蛋”，“这一资产调查项目一年前曾经被公司财务总监叫停，那阵儿我为它加班忙到昏天黑地。此番部门新老板重启，一开始我就不识时务地把财务总监那封邮件找出来，发给她和部门同事。我觉得这个项目除了让我们保持着忙碌状态，别的意义只有天知道”，“在老板发火一分钟之后，我拿出一个月前写好的辞职报告”。
辞职加上几年“分居—离婚”的烦扰，他索性决定离开新加坡回国。2002年，杨飞独自背包行走云南摄影旅行两个多月，也到上海参加了两次外资企业的求职面试，一度打算做职业摄影师，他最终选择了到湖南大学做。不仅因为他的档案存在那里，也因为全家都是教师，父亲在湖南大学，母亲在中南大学教高数，姐姐到了新加坡依然是教外国人中文。大学老师不必坐班，还有寒暑假，正好让他这个“玩家”施展他的爱好：沿国道骑行摄影、天文观星、听音乐、弹钢琴、打羽毛球……也能就近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5000元的月薪只是他到外企的零头，他却不以为意：我没再婚也没孩子，房子贷款都还完了。炒一点小股，我的嗅觉还算灵。我自己的生活也很简单，这都和那些拖家带口的同事不一样。
“这个世界因为多样性而可爱，如果每个人想的都一样，那还不如死了算了。跟我同届一直当老师的同学，都是教授博导了，我一直都是。我这人没一点面子观，我妈就是个例子，退休后就知道，头衔、职位这些都是假的东西。”
谈到曾办过的影展、出版的小说，虽然几年后再看，他自诩“垃圾”，但都遵循了同一原则：出钱的事儿不干。“花钱买的东西是财主都能干的事，不能证明你真的有这个实力。” 话语中“二流”这个词多次被他加诸己身，“我总觉得我的东西不够好。”稍停又说，“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二流艺术家，没那么大压力。我得让自己开心，别给自己定位太高。人要有自知之明。”
湖南大学图书馆在岳麓山下，一个静谧的院落。楼外一步之遥便是古迹——自卑亭，旧时通往岳麓书院的大道便从自卑亭内穿过。这个亭名源于《中庸》：“君子之道，譬如远行，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
如今的自卑亭悄然于旁树荫下，亭内似乎有卖冷饮的柜台，幽暗中分辨不清是否营业。来来往往的人行色匆匆，没有谁在自卑亭驻足，偶尔的，有人投过来梦见小男孩拉屎漫不经意的一瞥。 记者 谭璐 供图/杨飞(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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