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先生在思想成熟期一种“纯粹哲学”。从强调哲学的“纯粹性”而言，大概中国哲学界出其右者。这种纯粹性发源于近代西方哲学传统，纯粹即与经验相对，纯粹性的哲学绝非由经验而的哲学，更不是将哲学向下加以经验化。然而，这种哲学纯粹化并不是让哲学与现实绝缘，而是让哲学从更高层面高蹈于现实，去解决哲学自身的深层问题，这才是叶秀山先生力倡“纯粹哲学”的线;如果一定要为这种中国化的“纯粹哲学”找到关键词的话，那恐怕就是——“”和“”，外加“时间”。实际上，叶秀山先生将笃信哲学的纯粹性，作为的内在支撑，道理在他看来再简单不过：人是有“”的，人生而“”，人也是“时间”的存在，而哲学既走在科学的大道上，也走在的大道上，所以，哲学才成为“的科学”。
追本溯源，这三种思想的源头显然都是西方的。叶秀山先生作为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大家，吸纳了自古希腊以降的“传统”、从古典哲学而来的“传统”与由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而来的“时间传统”，当然，其时间解析当中也有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绵延思想”之影子。在哲学史研究上，叶秀山先生早年就曾参与翻译康德的《纯粹》，康德、黑格尔及海德格尔构成了其思想的“底色”。其早期的著作直追古希腊哲学源头，《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两部经典是为明证。哲学文集《思·史·诗》则对现象学与存在哲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精深阐发，晚年他还屡屡谈及重读伯格森的《时间与意志》的感受。这些从“古代哲学”“古典哲学”到“当代哲学”的西方传统，都在叶秀山先生那里用现代汉语“信达雅”地表述了出来，而且也在先生那里得以汇流与整合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西方哲学研究传统，是哲学家贺麟先生亲手开创的，那种以翻译带研究之已成经典的治学范式。然而，叶秀山先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哲学研究者，他的立命之处不在翻译，而在描述，在理解，在评价。叶秀山先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给后代留下的重要遗产在于：首先，让西方哲学说了“地道的”中国话，尽管晚期文本常用引号设置了某些阅读障碍，但比那些通行的翻译腔来说，堪称非常亲切的本土化;其次，在对西方哲学理解准确达意的基础上追求高屋建瓴，有时感觉其未必尽读全书而囿于细枝末节，却能一针见血道明思想之实质，譬如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阐发皆具高度;再次是“纯粹哲学”的境界追求，这也成为叶秀山先生衡量哲学品格的基本标准。如此这般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同样也是别具“高格”的，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
早年的叶秀山先生曾立志于美学研究，后来出版的《美的哲学》等专著在美学与艺术界都影响甚大，同时在书法美学与京剧研究上也颇有建树。新世纪以后，叶秀山先生与同仁王树人先生一道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多卷本学术版的《西方哲学史》，可谓对汉语学界的西方哲学史研究进行了一次系统化的总结。叶秀山先生在大学哲学系曾为新生开“哲学导论”课程，后来整理出版的《哲学要义》亦贯穿了其“以史带论”的风格。晚年的叶秀山先生还试图在哲学汇通上做文章，这建基在他认定哲学概念“无分”的基本看法之上，这些思想初步凝结在《智慧的贯通》文集中。叶秀山先生尚未完成“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的课题，新近却发表了多篇先秦两汉思想研究的文章，且正着力于宋学研究，刚完成一篇邵雍的论文，又在构思朱熹的研究论文。可惜的是，如果再给先生两三年时日的话，他就会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将中国哲学思想史大致通贯一遍，只是这一切，都被画上了休止符。
当人们将“纯粹哲学”空思想的时候，却忘记了叶秀山先生自己曾明确表示：哲学成为一门学科乃是“最现实”，因为哲学恰是努力联系实际与面对现实的结果，哲学的概念和范畴都是现实的概念和范畴，因而皆具有现实性。其实，叶秀山先生所谓的纯粹，乃是针对“某种现实”而言的，其内在的力度竟是如此深刻，。
下面这段“”可以为证。如今再读，竟觉振聋发聩!这不仅是叶秀山先生六十多年哲学研究的现实经验之反思，也是对时弊的针砭：
“我有一个，就是哲学学术本身是有自己的吸引力的，因为它的问题本身就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涉及现实的深层问题，所以不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孤芳自赏或者闲情逸致;但它也需要 ‘’ 某些 ‘急功近利’ 的想法和做法，譬如，把哲学学术做的敲门砖， ‘学而优则仕’， ‘仕’ 而未成就利用学术来 ‘’，骂这骂那，愤世嫉俗，自标 ‘清高’，学术上不再精益求精，或者拥学术而 ‘投入市场’， 炒作 ‘学术新闻’，标榜 ‘创新’ 而读书诸如此类，遂使哲学学术 ‘驳杂’ 到不再是哲学自身。这些做法，以为除了鼻底下、眼面前的甚至的欲求之外，别无 ‘现实’‘感性’ 可言，如果不对这些有所 ‘’，哲学学术则无以自存。”
在八宝山梅厅的会上，读到叶秀山先生们拟定的挽联，我们惋惜这位“纯粹哲人”的远去，就以这挽联来结束这篇悼念文字——“志取纯粹语论道存在，思开绝对学通古今待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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